商璽

    本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安陽殷墟出土了三顆銅質璽印，並著錄於《鄴中片羽》(初集，1935年；二集，1937年)中，徐中舒首先感嘆這是“驚人之發現”，“由字體論之，皆當爲殷物”(《考古社刊》第二期)。容庚斷言：“《鄴中片羽》書中各器……除“蟠螭紐”形制較晚乃周器外，其它皆可信據爲商器也。”(《商代彝器通考》上30—31，1941年)于省吾《雙劍誃古器物圖錄》(1940)、胡厚宣《殷墟發掘》(圖版捌拾)、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84頁、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傅抱石《中國篆刻史述略》等著作中都引錄爲商代璽印。

    考古學家是根據殷墟出土及古奧的氏族徽號文字定爲商器的。筆者積數年的研究心得，在徐中舒、于省吾兩前輩考釋的基礎上，根據甲骨卜辭及銅銘族徽文字資料，認爲它們是商代武丁至祖庚朝的諸侯(或曰氏族首領)“禽”、“亘”、“瞿”的佩印，即權力信物。

    圖一，上著鳥形(與佳同字，此爲飛翔時的側視形)，從(讀爲畢，捕鳥器，爲異變)，以捕鳥，或曰鳥入中，應釋爲“禽”(“擒”字的初文)。甲骨卜辭及商金文中有此字，作人名(或氏族名)用，爲商王族宗室。在古文字及商史研究中常被提及，稱其爲“武丁時著名的貴族臣僚”(于省吾《甲骨文釋林》318)，“王族軍隊的主帥之一”(陳夢家《甲骨卜辭綜述》497)，“武丁至祖庚長達數十年對方作戰的主要指揮者之一”(《殷商史·小臣辨正》)。他長期參與國家大事，除祭祀、征伐外，立吏，視察，貞卜，甲骨檔案的管理，參加田獵，訓練軍隊，從事農業生產，建築工程……幾乎無所不爲。總之，“位尊地要”是十分明顯的，“其地位等於後世的大臣”(《甲骨文字釋林》308)。此印作亞字邊，左右從，即“示”字，甲骨文中多有此形。“示是氏之本字，在古代是音同字通的”(丁山《氏族》4)此印應釋爲“亞禽氏”。“亞是一種武職官名，擔任這種職官的通常是諸侯；凡擔任這一職官的諸侯往往在其國名或其私名前加‘亞’字或框以‘亞’形；此種諸侯之地位在一般諸侯之上。”據此，可知此印爲商王族諸侯“禽”的權力象徵或憑信之物。

    圖二，田字格印，腐蝕漶漫，前人無釋，或稱其爲“奇字印”。左上可見“子”字，爲爵稱；左下爲回，像亘回之形，即古“亘”字，甲骨文可證。此爲搨本，故作左行排列；如鈐記則“子亘”兩字在右側，作右行排字。餘兩字銹蝕太甚，不可辨認。亘在卜辭中爲人名(或方國名)，是武丁時期強宗大族的代表或方國的首領。其地望在今山西垣曲縣西北，漢志稱垣縣。武丁時亘人常侵擾商王朝雀、鼓、我等地，商王曾派重要將領雀、犬、戈等征伐。後亘戰敗入質於商王朝做貞人。卜辭歸檔署名者甚衆。據島邦男統計，亘貞卜署名者凡三百八十四見，(《殷虛卜辭綜類》562頁)。

    圖三爲兩字，上爲兩目(下部有殘缺)：中間一竪，隷定爲，之古字，即今“瞿”字。“”是商代氏族族徽，在商金文中屢見不鮮。字下的“十”，即“甲”字，當釋爲“瞿甲”二字。“以日爲名”，且爲族徽文字，是殷商的社會特徵。此印長方形，據印面照片可辨無邊框。搨片所具邊框僅示意印面大小矩度耳。

    商璽印文多爲圖形文字，從宋代開始就有人提出這類文字是氏族名(《考古圖》4.36)。郭沫若對此作過科學的解釋：“凡圖形文字之作鳥獸蟲魚之形者，必係古代氏族之圖騰或其孑遺。其非鳥獸虫魚之形者，乃圖騰之轉變，蓋已有相當進展之文化，而脫去原始畛域者之族徽也。”“此等圖形文字乃古代國族之名號”(《殷周靑銅器銘文研究》11—20)。禽氏及瞿氏族徽(或曰徽號)是氏族的標識，也是氏族首領的私名。

    三顆商璽已具備了後世璽印的基本特徵：印面(印文)、印體、印鈕。“印鈕自定時代”，商代的平板印體和鼻鈕之制顯得十分古樸，實開秦漢鼻鈕之先河，爲戰國佩印之雛形。而且三方商璽的鈕式形同無別，有統一鑄造、頒發的可能。

    《後漢書·祭祀志》下：“至於三王(指夏、商、周)，俗化彫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逸周書》及《尙書大傳》俱載：“(商)湯放(夏)桀而歸於毫，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座……”以先秦古籍與出土商璽相驗證，殷商(武丁)時代已有璽印之制是無庸置疑的了。這樣，就把我國璽印的起源比傳統的舊說提早了五、六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