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的书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书法得到重视与发展，特别是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书法家协会于1981年成立，书法艺术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该时期的著名书家有萧蜕、徐生翁、谢无量、于右任、叶恭绰、马一浮、沈尹默、郭沫若、高二适、潘伯鹰、白蕉、马公愚等。

    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字叔同，别名很多。浙江平湖人，出生于天津。是近现代少见的全才式人物。他是中国最早一批留学国外学习美术者之一，最早将话剧引入中国，最早创办美术教育，也是最早开始用人体模特写生的人。精书法、擅篆刻。对音乐也很有造诣。他的学生中，著名的有音乐家刘质平、画家丰子恺。

    李叔同的字自然要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即出家前与出家后。李叔同受时代风气影响，早岁自然学习魏碑，对《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爨宝子》等碑曾反复临习。不过李叔同写碑较一般人为润泽，似乎主要在取其奇妙的结构。基本上没有形成自己的面目。李叔同出家后，“诸艺俱舍，独书法不废”。他以书法弘扬经律，广结佛缘，但早期那种凌厉的才子气与魏碑那种刚劲雄伟的风格不见了，代之以起的是安祥肃穆到不食人间烟火的一副面孔。李叔同晚年的书法形式上以抄写佛经的册页、对联为主。字体偏于狭长，用笔较轻、较慢，章法空间十分疏朗。呈现一派肃穆、高古的佛家气象。

    徐生翁(1875～1960)，书法家。早岁从外祖姓，署李徐，字安伯，以号行，祖籍浙江淳安，世居绍兴。以卖书画为生。建国后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书法精楷、隶，由颜真卿入手，上溯晋魏汉秦，尤得力于北朝碑版，并主张用书外功夫充实书艺，其书古朴无华而有奇逸矫纵之气，时人号为“孩儿体”。能篆刻、绘画，风格一如其书。

    谢无量(1888～1964)，学者、书法家。原名蒙，后以字行，四川乐至人。曾留学美国，后任中华书局编辑、广东大元帅府秘书。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书法初师二王，后融会北朝碑版，雅逸清新，得自然之趣。著有《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等。

    于右任(1878～1964)，诗人、书法家。原名伯循，别署骚心、髯翁、太平老人，陕西泾阳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1906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曾致力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8年返回陕西，任靖国军总司令，后曾任上海大学校长等。1931年后长期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1964年在台湾病故。擅长书法，得力于《郑羲碑》、《石门铭》，精于笔法而以稚拙简漫出之。善草书，以碑入草，尤于唐代怀素的小草千字文用功甚勤，造诣颇深，用心布白，于宽博潇洒中别具神韵。曾创学书研究社，出版《学书月刊》，编撰《标准草书》。著有《右任文存》、《右任诗存》等。

    叶恭绰(1881～1968)，词学家、书画家。又名誉虎，一作裕甫，号遐庵、矩园，广东番禺(今广州)人。出身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留学日本。早岁从政，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1923年应孙中山召请，至广州任财政部长。抗战时避居香港，以卖字为生。建国后，历任北京中国画院院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工书法，由颜真卿、赵孟頫入手而取百家之长，自辟径畦。书风峭拔、刚劲，绰约多姿，跌宕有韵。善画竹石，自成一格。著有《五代十国文》、《全清词钞》、《遐庵词赘稿》。

    马一浮(1882～1967)，现代学者、书法家。初名福田，后名浮，以字行，号谌翁，别署蠲翁、蠲戏老人，中年曾号左渊，浙江绍兴人。曾赴美、日留学，对中国古代文学、宋儒理学等深有造诣。建国后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工书，受包世臣影响，对篆、草、楷都有深邃的研究。所作典雅静穆，气格高古。亦能篆刻。著有《太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等。

    沈尹默(1883～1971)，书法家、书学理论家、诗人。初名君默，字中，后更名尹默，号秋明，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工书法，从二王入手，法度谨严，飘逸多姿。善楷书，掺入碑笔，沉雄厚劲。对前人论述颇多阐发，倡导以腕行笔，不主张模拟结构，于笔法、笔执亦具创见。著有《书法论丛》、《二王法管窥》及《秋明诗词》。

    郭沫若(1892～1978)，学者、文学家、社会活动家、书法家。原名开贞，又名鼎堂，四川乐山人。早年留日学医。曾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等职。具有多领域的学术成就，所著《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等是综合研究甲骨文字的专门性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是系统探索青铜器铭文和纹饰的著作他的研究对上古文字、史实、年代的考订，贡献很大。书法精于行草，取法多方而运以己意，有个人面目。生平著作宏富，1957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沫若文集》。1982年起出版《郭沫若全集》。

    高二适(1903～1977)，现代书法家。原名锡璜，号喑庵，晚号舒凫，江苏东台人。建国后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书法初宗钟繇、王羲之，继习松江本《急就章》及明宋克补本，独多心得，其书苍劲峭拔，为世所重。识者以韩愈诗句评其书如：“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募。”精于书学、诗文。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等。

    潘伯鹰(1904～1966)，书法家。原名潘式，号凫公、有发翁，安徽安庆人。早年从吴闾生学习经史文词，对文学很有造诣。后潜心于诗词与书学。1961年任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书法涉猎面广，尤得力于王羲之、褚遂良、赵孟頫。用笔刚毅凝重，妙在拙巧互用，小楷亦有清婉宏宽气概。书学主张最高境地当于“字外求之”。著有《中国的书法》、《中国书法简论》。

    白蕉(1907～1969)，书画家，原姓何，名馥，字远香，号旭如，别署云间、济庐，上海市金山人。曾执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工写兰，秀逸多姿，尤精书法，宗法王羲之、献之父子，小楷精能，墨迹十分接近钟繇的风格，大字雅逸伟岸，尤其以行草而著名，潇洒隽美，自具面目。篆刻取法秦汉印、泥封，参酌权、量、诏版文字，有古秀蕴藉之趣。兼能诗文。传世作品有《兰花》、《兰石》等图及书帖多种，现藏上海中国画院。著有《云间谈艺录》、《客去录》、《书法十讲》。

    马公愚(1890～1968)，书法家。又名范，号冷翁、，浙江温州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解放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历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上海大夏大学教授。精四体书，篆书宗法《石鼓文》、《秦诏版》，隶书取径《石门颂》，真草得力于钟繇、王羲之。笔力浑厚，气息醇雅。所书碑碣甚多。善榜书，得宽博之趣。能篆刻绘画，所作醇雅清丽。著有《书法讲话》、《书法史》、等。

    启功(1912～2005)，满族人，姓爱新觉罗，字元白，清王室后裔。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启功始祖弘昼，雍正帝之子，被封为和亲王，其后代逐渐脱离王府，曾祖父的时候便已失去特权，凭科举考上进士，祖父是翰林。启功幼读私塾，学习诗文，十分刻苦。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家道中衰，启功姑姑恒季华抚养教诲。四岁考入汇文小学和中学，学习更加用功，对中国文史和书画兴趣倍增。过了几年，因生活困难辍学。二十二岁时知遇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担任美术系助教，教大一国文课程，启功与陈垣“师生之谊有逾父子”。启还结识了沈兼士、容庚、唐兰等一些著名学者和书法家。启功与台静农成为世交，书画交谊情笃启功教学之余，雅好书画，他写词曰：“癖嗜生来坏…历代法书金石刻，哪怕断篇碎块，我看着全都爱。一片模糊残点画，读成文，拍案连称快。”四十年代，他发表过文物、书画方面的论文，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鉴定古书画。新中国成立后，启功出任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时，负责审核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博物馆藏书画真伪，作出了重要贡献。1986年，启功负责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工作，鉴定我国可移动文物，《启功丛稿》收集了他许多篇考证、鉴定方面的论文。

    启功是书画文物鉴赏与鉴定专家，又是当代著名的书画家。他在《论书绝句》中自述：“先摹赵董后欧阳，晚爱诚悬竟体芳。偶作擘窠钉壁看，旁人多说似成王。”青少年反复学欧阳询，晚年学柳诚悬，构成启功书法如兰竹清幽、垂柳婀娜风格，瘦硬通神体态。历来，“书法以用笔为上”，启功则从实践中领悟出，用笔与结字是辩证的关系，学习书法反而应先讲结字。他有一首论书绝句云：“用笔何如结字难，纵横聚散最相关，一从证得黄金律，顿觉全牛骨隙宽。”他认为，字的重心聚处并不在方格的中心点，而在距中心点不远的四角处，这是黄金律在书法上的具体运用。结体为上，重视黄金律，这是启功先生对书法事业的又一重要贡献。

    黄绮，1914年生于安徽安庆，号九一，祖籍江西修水，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三十二世孙。幼承家学，五岁即临池学书。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后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任闻一多先生助理。再入北京大学研究院从师唐兰，读文字学研究生。此一段由临唐人书上推魏晋，再推秦汉，再由金文直追甲骨文。尔后下涉宋元诸家，特别从清代创新书风中获取营养。五十年代后，黄绮调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任一级研究员，兼河北大学语言文字学教授，把语言文字研究与书法研究紧紧结合在一起，著有《说文部首讲解》、《黄绮论书款跋》、《解语》、《黄绮书法刻印集》、《火花集》、《说文解字三索》，担任第二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黄绮曾书写过明宋焘《竹林寺诗》：“野叟山村太古风，山樵鬓插野花红；松阴歇担说山鬼，指前峰有路通。”这是暗喻自己的书学道路，上溯前贤太古，下采樵夫野花，博通古今，独树一帜。中国书法成为一种独特艺术是因为汉字由具象而线条化以后才逐渐创造出来的，黄绮为自己的书法树立了一个“雄奇清丽”的目标：“雄”为雄壮、莽苍，如壮士扛鼎；“奇”为线条和结构的新奇，打破传统结构；“清”为清瘦、清朗、爽利、雅洁，如漓江之秋，“丽”在骨秀神清，不柔不媚。黄绮将“雄奇”、“清丽”两种书风辩证地揉和在一起，这是古今大书法家都没有走过的道路，矢志不渝，终生追求，其书古朴天然，雄奇秀丽。为了探讨书法艺术的本体，他撰写了《论中国书法意象的高纯度与雅俗问题》、《中国书法的历史走向不能迷惘》等论文。《黄绮论书款跋》系诗化的书论，李凌评其“高而不虚，深而不晦，简而不陋，精而不饰”，极为中肯。

    胡问遂，1918年生，祖籍浙江绍兴。其祖父、伯父、哥哥和姐姐均善书，伯父胡之光为浙东名书家。家庭的书法氛围，胡从小耳濡目染，十馀岁就开始在方砖上日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百字，字大径尺。三十五岁时在上海结识大书法家沈尹默，沈因其人品艺品清丽，收为入室弟子，一般拜师者十分艳羡。学书要“察之尚精，拟之贵似”，首先是“察”，沈要求胡过好读帖关，面对古人法帖，每个字都要细心分析，反复观察如何下笔、如何运笔，转折处如何交代，抓住“金针度与”之处。读帖要读到古人使墨行毫之景犹历历在目，方可谓“察之尚精”。自此，胡开始窥其书法堂奥。教之严，学之诚，胡临帖异常刻苦，反复临，反复读，颜真卿《告身帖》，四年时间竟临了一千馀通。胡临习的碑帖，常备有两部，一部完整保存，以观通篇章法、行气；一部剪断，逐字玩味笔法与结体，这样，所临碑帖，有时几可乱真。沈尹默观其读临已到一定功夫后，又教其再迈一步，求神似不求形似，他与胡同时临《郑文公碑》，对胡说：“你临的比我像。”胡反复领悟才明白这是批评的话，后忆起此情此景，曾说：“纵然岁月绵远，但沈老这一句话，仿佛如在耳边，我常以此为鞭策，使我受用无穷。”在沈氏指点下，胡书法一步一步臻于至善之境。

    胡问遂书学，早年学柳，后转入颜，在学颜中得到用笔圆润、体态敦厚的长处。“颜出于褚”，胡又临习褚的《伊阙佛龛》、《房梁公碑》，得用笔端庄缜密与飘逸秀雅之韵味。褚书气韵，来自二王，胡上推《兰亭》、《圣教序》，反复体会王羲之的笔法、结体与章法中的旨趣。沈尹默为其弟子指点了书学的坦途。胡的书法个性是浑厚凝重的气度，洒脱宏肆的笔势，与沈尹默的帖派风格稍稍异趣，这是胡一方面由唐入晋宗帖，另一方面又对北朝碑刻狠下功夫，《始平公》、《魏灵藏》、《郑文公》、《嵩高灵庙》等碑刻，胡反复临习，对其宏肆之态、雄强之气均渗笔端。胡书作，多次入选国内外重大书法展览，不少名胜地均将其书作碑刻，不少博物馆亦收藏了他的书法珍品。

    李普同，1918年生，我国台湾桃源县人。本名天庆，字普同，“普天同庆”意，别号光前，以字行。少时开始习书，遍写《三字经》、《干字文》、《论语》，喜作榜书，令人叹赏。后入保粹书房，跟随名儒李石鲸研习国学、诗文，奠定扎实文学基础。二十岁，书作参加日本书道院、东方书道会、日本书道会等主办的书法展览多次，日本著名书法家中村春堂、黑木拜石对李普同的书法大加激赏，一时岛内传为佳话。大书法家于右任赴台湾以后，李普同拜师门下，学习标准草书，书艺大进，成为台湾知名书法家。六七十年代，立志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发起成立中国书法学会、标准草书研究会并负主要责任，担任文化大学书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李极力推动中日书法交流，曾获日本颁发的国际文化艺术奖章。特别是七十年代，李自设“心太平室”，讲习书法二十多年，学徒逾千人，对于推展书艺，续以薪传，贡献卓著。

    李普同善楷书。台湾书坛，盛行帖学，清末，吕世宜从大陆传入碑学，碑刻之风渐起。杨守敬将碑帖传入日本，碑派书风转辗影响新竹、基隆两地，研习六朝碑版竟成风尚，李普同于1937年与友人发起成立基隆书道会，探求六朝兼融晋唐楷法，精选六朝。唐代楷书六十种，作为临书的津梁，影响颇巨，出版《楷书书法千字文》，李楷一时在台岛竞相传习。

    以楷书为基础，李普同更善标准草书。四十年代初，《书之友》杂志介绍于右任先生标准草书，李普同即心仪景仰。1948年于右任一到台湾，李即拜其为师，书法自此由楷书转入标准草书，体格为之一变。1960年，李出版《草书书法千字文》，于右任序曰：“甚得草书之法，并于历代草圣之外，时出新意。”贾景德撰文：“兹观李普同先生草法千字文，笔力遒劲如屈精铁，气势奔放如泻飞泉，丰神朗润如走盘珠，取法魏晋，从容中道，是能开拓其心胸而舒之于笔墨者矣!”

    陆石，1920年生，四川南川县人，原姓康，名道平。祖辈执教私塾，门弟书香，陆幼小即学文习字。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学就读的陆石弃学从戎，离开家乡时，用毛笔在文庙墙上书字曰：“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土，生为中国生，死为中国死。”以书言志，以书画心，陆石怀揣笔墨走上抗日前线，写对联、代书信、鬻字，把钱用于抗日。1939年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五十年代，调入公安部工作，后又转入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任秘书长，再次与书法艺术结缘，并直接参与中国书法家协会的草创。1985年，被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驻会秘书长，主持中国书协日常领导工作，为新中国书法艺术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1987年春，中日妇女书法联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作品425件(中方202件)，盛况空前，陆石为书展题诗日：“莫道翰墨数男子，巾帼殊异乎公行。昔日即有卫夫人，右军从学登其堂；今朝岂止一茂漪，士女如云笔飞扬。君不见，半边天之书法展，真草隶篆吐芬芳。”

    陆石吟诗咏物多以魏碑体入书，他说：“我喜欢魏碑的凝重与朴茂，雄浑与棱角。我愿使点画与诗句同样结实有力，落地有声。”1954年《咏黄河》又是其中的一例，“夏禹开龙门，一泻万里通。惊涛动雷电，巨浪起雄风”。陆石之魏体书与诗同样雄强，落纸有声。陆石曾从黄雁宾先生学魏碑，功底扎实。后在革命与工作之馀，不废临池，始终钟情魏碑书体，北魏《张猛龙》、《郑文公》反复临写过多年；《爨宝子碑》、《爨龙颜碑》从未离开过案头。还有《泰山金刚经》、《石门颂》，一次又一次玩味。或长篇，或短笺，用魏体书赞山川、歌华夏、颂改革，雄浑豪兴之气，融注笔墨，一任于书。

    陆石偶作行草书，其书风亦受染于魏碑楷体，用笔沉稳，不假秀逸，朴拙苍老，自出机杼，诗书双畅。

    王学仲，1988年3月，王学仲艺术馆在山东滕县落成，这是中国书画家第一个建立艺术馆。贺敬之赋诗云：“寻君琅琊路，访滕忘归途；情入夜泊画，神迷学仲书。”

    王学仲，1925年生，山东琅琊人，字黾，笔名夜泊，天津大学教授，中国现代书画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幼由父教，苦练《乐毅》、《黄庭》、《洛神》三帖，抄录古籍。1940年，得识书法家黄以元(王学仲中学校长)，黄传授欧阳询结字三十六法、黄自元间架结构三十二法，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王从此楷书打下扎实基础。后到邹县小铁山、曲阜访碑，到泰山观摩崖。中学后期，王主攻《张迁碑》、《礼器碑》、《华山庙碑》、《张猛龙》，在“重小楷”的基础上“尊魏”、“善隶”。1942年入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拜师容庚、吴镜汀、黄宾虹、齐白石、张伯英、溥心畲，后入北平艺专国画科，拜师徐悲鸿。这期间，还出入故宫、琉璃厂，师古人、今人，书画齐头并进，这是王学仲书学画学的又一个里程碑。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王赴南京、常州、山西、四川、甘肃等地访碑帖、写生、考古，一次在太原南禅寺房梁上看到唐人墨迹，精神大振，吟诗一首：“千年犹见法家迹，墨色淋漓力健雄。佛国花开蹀未散，书痕屋漏似颜公。”1959年参加建国十周年美术作品展览，1965年参加河北省书法作品展览会，1973年参加日中书法作品展览会，书画蜚声中外。1978年参加文化部书画创作组，历时二年，1981年专著《书法举要》出版，1983年在日本东京举办个人书展，并出版《王学仲书画诗文集》，1986年，天津大学成立王学仲艺术研究所，1992年，王学仲艺术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三位副总理、三位政协副主席，十馀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与会，法国学者杜美诺说：“王先生的艺术使人认识到东方人的智慧和才能。”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说：“中华传统之论才，首举诗、书、画。此三者之独为人重，是由于他们在群艺中品格最高，成就最难。能擅其一，已足名家传世，何况三乎!而王子学仲，以兼三闻名海内外。”

    王学仲书法从传统中来，又不囿于传统，有一种新鲜的气息和视觉上的现代感，沉雄、豪迈、健朗、泼辣。梅墨生在《现代书家批评——王学仲》一文中作了具体比况，“表现在作品上，有时如‘李逵下山’，有时如‘张飞横戟’，有时如贺知章倜傥，有时如辛稼轩吟哦，甚或有时如青衣小唱，如此种种，流露出书法丰满的立体式的艺术追求。”王书真、草、隶、篆无体不工，碑味帖气盎然并存拙媚相生，布局宽紧相间，韵律徐疾交叉，体现其浑厚的功夫和天然的雅趣。

    王学仲书法理论的突出贡献是，创设经系书派。自古以来书宗帖学，清代阮元第一个提出碑派书风，帖碑争雄时代开抬。王学仲则首倡经系书派，帖、碑、经三派书系成鼎足之势。王在《碑、帖、经书分三派论》一文中说：“笔者家邻四山摩崖，少年即曾攀登扪拓，后来遍访徂徕、汶上、鼓山各处摩崖，不断研习，于碑、帖之外，增为经派书学之说。”经派书家，遁迹山林之中，不受庙堂馆阁之拘束，得以充分表示其个人性情与气质，自由挥洒于岩壁山丘之上，发挥其无碍无滞之笔锋”，“经派为我们开阔了新的视野”。

    王学仲亦钟情于“秉于天性，昭与时代，诉于心象，耻于苟同”的现代书法，为其呐喊张目。王学仲还提出了“书画四象说”、“美术思潮东移说”、“崇敬行为与艺术社会价值说”等书法理念，丰富了现代书论宝库。

    康殷，1926年生，辽宁义县人。别署大康。祖父是一位书画收藏家，康殷幼小就酷爱书画，五岁开始学书，后学篆刻绘画，十七岁考入吉林师范大学绘画系。毕业后，从事文物工作，苦心研习古金文、秦篆，其金文作品苍劲浑厚，沉郁痛快，颇具力感。学篆的同时，兼攻楷书，以篆入楷，雄强开张。而立之年，康之书法作品开始在国内外大型书法展览面世，并见诸报刊，蜚声书坛。六七十年代，文化阻滞，康殷在“牛棚”生活多年，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对古文字、绘画、书法的研究。1979年调入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任教，其艺术创作十分勃茂。1987年5月，他率弟侄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五康书画展》(康殷、康雍、康宁、康庄、康默如)，传为佳话。他数十年笔耕不辍，著有《古文字形发微》、《古文字学新论》、《说文部首诠释》，辑有《汉隶七种选临》、《郑羲下碑》、《张猛龙碑》、《隋墓志三种》、《古图形玺印汇》，播惠久远。

    康殷论书诗云：“古人下笔已绝伦，更有刀工妙入神。造化千秋钟异彩，我于此处悟天人。”古人书画艺术已达到“绝伦“、“入神”地步，后人只能在“人力”、“天工”中探索奥妙，再添异彩。康以篆书闻世，篆书则以楷书笔法为基础。他学书从六朝楷书入手，一生临过众多的碑帖，并受到徐悲鸿、王道源、容庚、商承祚、钱瘦铁、邓散木等前辈名家指点，形成了“笔墨饱满和雄浑高古”的书风，为创作篆书奠好基石。为了写好篆书，他反复钻研古文字构造规律，使自己的大篆按古文字去结体，在现代书法史中独领风骚。

    刘江，1926年生，四川万县人。原名佛庵，号湖岸。幼好习字，雅操篆刀，小有名气。年二十，抗战胜利，刘江考入重庆国立艺专预科，学习西方绘画，并加入学校西画研究会，成绩斐然。五十年代初，朝鲜战火烽燃，刘江万里赴戎机，虽从戎并未弃笔，书法篆刻又有新的成就。朝鲜战火熄，刘江又复学到浙江美院就读，得著名书画家潘天寿、诸乐山等先生亲授，书艺日进，篆刻更上层楼，毕业后留校，行政工作与教学工作双肩挑，如日中天。1960年，潘天寿先生在全国高校会议上疾呼要建立我国书法高等教育，引起反响，浙江美院决定试行，刘江作为陆维钊先生助手，筹划书法高等教育，三年后即试办书法专业，1964年公开招生，刘江付出了辛勤与汗水。1979年，浙江美院在全国率先招收书法专业研究生，迈出了书法高等教育的关键一步，刘江既是组织者，又是施教者，成为书法专业教授。

    刘江在大学讲台主讲《篆刻》，专著有《印章艺术史》、《篆刻艺术》、《篆刻艺术欣赏》、《篆刻美学》、《汉印的临习与鉴赏》、《印人轶事》等，有人评其“思想深邃而文字浅显，说理透辟而脉络清晰，结构细密而不枝不蔓，语言质朴而清新悦人”，对现代书法史、篆刻史贡献颇巨。

    刘江先生书法，早年楷、草、隶、篆无体不学，无体不工，他对《峄山碑》、《石鼓文》下功最深，得惠最多，故其篆书端严秀整。他专攻过魏碑，涉足过一般书家很少涉足的《袁安》、《袁尚》等碑，因而楷书和行书写得浑厚遒劲，雄强倜傥。他结合篆刻创作，遍临先秦古文字，对甲骨文、石鼓文、战国盟书、权量诏版等研习有加。刘江甲骨文书法，既有驳拙高古的风格，又有绘画的情调与篆刻的韵致，成为一种复杂的书法现象。刘江还能以甲骨文入印，以笔出又复从刀入，堪称当代一家。

    欧阳中石，1928年生，山东泰安人。幼嗜书，十岁即从师于著名书法家武岩法师门下，从楷书入手，摹临颜、欧、北魏诸家，就读于济南，课余沉湎书法。后负笈北京，入辅仁大学，再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攻中国逻辑学史，仍临池不辍，科学与艺术齐头并进，师从书法大家吴玉如先生，遍临历代名家碑帖，尤心折于三“王”(王羲之、王献之、王询)，行书精熟，风格与其师相类。1985年任教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先授逻辑，后专授书法，终成全国著名书法教育家。欧阳书法由楷书转临北魏诸墓志，书风为之一变，再用心篆、隶、甲骨、金文，功底更深；由行书转习草书，以孙过庭为宗，亦胎息黄庭坚、祝允明，博采众美。欧阳中石先生擅写多种书体，以行书闻世，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书法展览，全国许多名胜地有其书迹刻碑，书名远播。中石先生书法，体势飘逸雄健，俊美险绝，变化迭出，于温润凝重中显遒劲，秀美跌宕中见洒脱。

    书法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学科，基于这一理念，1985年，欧阳先生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开设书法教育专业，创办中国书法艺术专修班，学生来自全国二十三个省市，其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知名中青年书家就有三十馀名。不久，北京师院书法专业又招收本科生、硕士生，一年又一年，聚积教学经验，完善学科建设，欧阳先生一直负重担纲。十年后，1995年中国第一个书法博士正式招生，著名书法教育家、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欧阳中石担任博士生导师。欧阳先生筑起了中国书法的最高讲坛。他说：“书法艺术是中国几千年悠久历史沉积出的一门本民族独有的传统学问。申办博士点是整个书法界的大事。”书法艺术产生于中国，书法艺术的学科研究中心也应该在中国，这是当今书法家、书法教育家、书法理论家的共同心愿。

    余纲，1930年生，福建古田人，字维之。余纲学书，得惠于李若初、陈明鉴、虞愚三位师长。李若初与余纲同乡，系其中学老师，李若初诗文和金石书画均有很高造诣，尤其行书被称为福建一绝。余纲说：“我的行书至今还蒙受他的影响，我还尝试把他这种行书的特点引入篆书。”余纲以篆书名世，字法于李若初的行书。1950年，余纲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财经系教授兼书法家陈明鉴，对他的书法赞赏不已，并主动把自己临写的整本《张迁碑》、《西狭颂》送给他临习，陈明鉴隶书工底十分深厚，用笔极为精妙，余纲写隶书浸淫其间。虞愚更是余纲大学阶段的恩师。虞愚对杜诗研究造诣深，教余纲写旧体诗词时学杜，并为余批改诗作。虞愚书法熔碑帖之阳刚、阴柔美于一炉，风神超逸，体气高妙。余纲说：“我虽然不直接学习他的书法，但经常亲炙，无形中在笔意和格调等方面也蒙受其影响。”1987年，《余纲书法篆刻选集》出版，著名学者兼书法家虞愚为其写诗代序：“独以草书融小篆，更从皖浙溯周秦；精微要在攻关键，多艺如君有几人?”

    余纲艺兼书法与篆刻，书法又以草篆独步当代，结体多变，率真成趣，令书法界耳目一新。魏传义评余纲书法云：“他的书艺以楷书为基础，兼学各体，尤重于篆书的研究。近年作篆，取方融圆，纵横挥洒，具有草情隶韵，用墨干湿浓淡并见，用笔轻重徐疾相成，格调朴拙高雅清新。”余纲在厦门大学执教，倾情书法创作，其作品多次入选河南国际书法展览、国际临书大展、统一祖国书法展览等重大书法展览，为国内不少碑林书写了草篆作品，

    沈鹏，1931年生，江苏江阴人。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代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沈鹏幼从师于能诗文、善书画的清末举人章松盒，受到了诗文书画启蒙教育。他学书从楷书入手，临柳公权《玄秘塔碑》达数年功夫，笔法渐趋纯熟，间架基本平稳，走着一般书法家的道路。兹后改临隶书、魏碑，对《史晨》、《张迁》、《石门颂》、《郑文公》诸碑均下过较深功夫，隶体、魏楷体已成基本风范。四十年代末，考入江西南昌大学中文系，书画更与诗文结合，在文学艺术的追求上又跨上一个新的台阶。1949年至1950年，入新华社新闻干部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因其书画特长，被分配到人民画报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沈鹏进入中年，废寝忘食地工作，他写的美术、书法评论有八十万字以上。由他任责任编辑和主编的美术图书达四百种以上，如《故宫博物院藏画》(共八册)、《中国美术全集·宋金元书法》(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石刻大观》(三十二册，日本同朋舍出版)、《米芾的书法艺术》等，他主编的期刊、丛刊有《中国书画》、《中国艺术》、《美术向导》、《美术之友》等。担任编辑之余，沈鹏潜心书画，中年以后，由楷、隶、魏碑转入行草书，长期沉湎于王羲之《十七帖》、米芾《研山铭》等，悟其意趣；反复临习怀素、王铎、傅山草书，得其精髓；留心观临我国名胜匾、碑、刻石、墓志，丰富己意内涵。就这样博采众长，融会创新，其草体已独具风貌：苍润的笔墨，起伏的韵律，疾徐的节奏，深邃的意境。启功先生曾作诗赞沈鹏草书：“杜陵诗论通伯高，迈于汉魏变风骚。从心草圣龙蛇笔，世纪无前近可超。”沈鹏出版的书法专集有《沈鹏书法选》、《沈鹏书法作品集》(日本出版)、《沈鹏书杜甫诗二十三首》、《沈鹏书归去来辞》、《行草书绝妙宋词》、《草书千字文》、《楷书千字文》等十余种，发行海内外。

    “尚馀豪气写苏辛，心地无邪自有春；笔落当惊风雨骤，书成未计墨鸦陈。独崇山谷轻流俗，偏爱襄阳任率真；曲直定规谁管得，明朝跃马逐清尘。”这是沈鹏的一首论书七律，概括了他书法艺术的美学追求。他追求的就是豪气满胸，笔惊风雨，不计工拙，像黄山谷那样轻俗，像米襄阳那样率真，在无法而不离法的中界状态驰骋笔墨，出神入化。沈鹏书法既见帖派风格，又有现代气息，惯用长锋作书，笔管前倾欲倒，运笔、结体、行气通贯，方圆、正侧、藏露、疾徐兼施，用墨燥润相间，章法参差错落，神完气足，艺术个性十分鲜明。

    沈鹏在独特的书法艺术追求中形成了自己书法的鲜明个性，在当代堪称大家。他强调书画要“写心”，在一首论书诗中说：“气度恢宏气象深，泰山不让土嵌岑。于书百读归于一，心画精微在写心。”书为心画，这是扬雄提出的著名命题，但历史上真正把书写成了心画的书法家确是凤毛麟角，王羲之写《兰亭序》，颜真卿写《祭侄稿》是这样的典范，明末傅山、王铎作书也达这种境界。启功先生赞沈鹏某些书法作品可与傅山、王铎比肩。赵朴初先生称沈书“不让明贤，至所欣佩。”书法真正成了艺术家的个人心画，那就“无一旧时窠臼”，沈鹏先生可谓得之。

    八十年代以来，沈鹏在国内外书坛十分活跃，其作品参加全国各种书法展览达数百馀次，求赠、索题之书信络绎不绝，登门请教求字者亦接踵而至，形成一种特殊的书法文化现象，古往今来的书法大家均有如此遭遇。沈鹏曾先后多次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瑞典、日本、俄罗斯、美国。沈鹏书法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马国权，1931年生，广东南海人，字达堂，世居广州。10岁母亲督临汉碑，12岁用积攒的零用钱购得22册《陶斋藏印》，临摹操刀。中学阶段，问艺于书法名家冯康侯、秦咢生，研读《说文》，临写《峄山碑》，夯实书学基础。195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旋考取古文字学专业副博士研究生，师从古文字学家、金文书法家容庚教授，系统研读文字学、书学、印学典籍。他翻阅检索宋元以来草书字典、论著，撰写了《七种草书字典述评》、《草书著作述评》等论文。黄程《以治学之功治艺》一文介绍马国权先生多次到周秦汉魏六朝遗址参观金石铭刻，遍览博物馆和私人藏品，与沈尹默、叶恭绰、王福庵、沙孟海、王遽常、启功、罗福颐等交往甚密。

    马国权氏认为：治书艺、篆刻者，非以文字学及书史、书论、印史、印论为根底不为功，此之不图，非成恶札，亦堕匠气。等而下者，字画舛误，谬以千里。研究生毕业后，马国权留校任教，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主讲《古文字学》、《汉字学》、《古代汉语》，又在广州美术学院、广州文史夜学院兼授书法篆刻课。这期间，对文字与书法、文字与篆刻的关系进行研究，对书学、印学文献的疏证做了大量工作，著有《书谱译注》、《篆刻经典——〈三十五举〉图释》、《元刻〈草诀百韵歌〉笺注》、《明刻〈后韵草诀歌〉注解》、《汪由敦〈草诀偏旁辨疑〉笺注》、《增广汉隶辨异歌》、《补订急就章偏旁歌译注》等，洋洋百余万字。

    1979年，马国权先生离穗赴港，应聘任香港《大公报》撰述员，主艺术、文学三个周刊笔政，任香港中文大学考古艺术中心专题研究员、书谱出版社总编辑，任中文大学艺术系教授、华侨大学客座教授，还担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冷印社理事。一方面继续从事书法篆刻研究，一方面推涌中国港澳与日本、新加坡之间的书法篆刻交流。马氏书法以大篆擅胜，隶书亦独具韵致。

    刘炳森，1937年出生，河北武清县人，字树盦，曾为中国书法协会副主席，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炳森少年时代即嗜书，18岁受业于乡里书法家崔介甫门下，临帖不辍。19岁入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研习书法，得著名书法家何二水、郑诵先、宁斧成悉心指导，书艺精进。刘炳森学书从唐碑入手，曾对颜氏《多宝塔》、《东方朔画赞》、《颜勤礼碑》等碑反复摹临，得惠最多，楷法功底从此夯实。学隶书、写汉碑，长期徜徉于《华山》、《曹全》、《史晨》、《乙瑛》、《张迁》、《石门颂》诸碑，深得汉隶之精髓，从而以隶书知名天下。刘炳森还临写甲骨文、金文、简帛书、各种行草字帖，采众家之所长，熔古今于一炉。1962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后入故宫博物院工作，长年浸淫于故宫珍藏历代名画名书中，书艺更为圆熟精巧。十年内乱期间，刘炳森备受苦、劳、饿等种种折磨，且横遭侧目、冷嘲，然而他对书法的研习与探求从未间断，是属难能可贵。刘炳森四十岁后面临太平盛世，书法创作进入高峰期，其作品多次在国内重大展览中展出，发表于报端，为我国许多名胜古迹书写匾额、楹联和碑文，为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题写不少招牌，出版过楷、隶字帖近十本，还多次出访日本、美国、德国、把中国书法推向世界。

    刘炳森重传统继承，重时代精神，他说：“今天的时代精神，我认为就是要强调民族艺术特色，符合民族习惯，既不能是古人的翻版，又不是摹仿域外的皮毛。要创建一种精神焕发的书风，给人以奋进的力量。”刘炳森名世的隶书，既规矩俨然，又清灵倜傥，既古源宗法，又灵犀飞动，“运笔雄健流畅，结体严谨优雅，仪态雍容洒脱，以不失传统而又焕发出夺目光环的与众不同的个性风格，为世人所重，并驰誉书界”(纪怀昌评语)，这也许就是刘炳森先生孜孜以求的“风格”与“时代精神”。

    中国现代书法在80年代以后，出现种种前所未有的书法奇观，从书写工具、书写材料、到创作素材都进行了新的尝试；古典派书家和前卫派书家同时把目光投向现在与未来；回归象形，追求书法的具象化的“现代书法”，一时让人们应接不暇，中国现代书法艺术正在传统中不断走向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