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王献之送梨帖跋

    柳公权书法大多见诸碑刻，而存世墨迹则仅有《蒙诏帖》和《王献之送梨帖跋》二帖。《王献之送梨帖跋》虽字数不多，却更有价值，它与柳公权的一些碑刻书法颇有异同。首先，此帖书法受颜真卿的影响比较深，特别是启首的“因”字最明显。其线条圆浑，带有拙意，从中可以窥见颜真卿书法在柳氏书风不断形成和成熟过程中的作用。其次，由于该帖不比碑刻必须达到一种规范和庄重的要求，而是作为王献之《送梨帖》后面的一个跋，故而在书写中可以随便些。正因为如此，此帖更能反映出柳公权书法的神态，也产生了另一番情调。细看此帖，点画顺锋而下，许多笔画的起笔都露锋，而没有碑刻点画那种严格的藏锋要求。有些点画或由牵丝相连(如“此”、“平”、“见”等字)，或任其自然，不加修饰。“行”的末笔，就运笔来说，也偏于放纵，特别如“入”、“卷”、“外”等字，绝无碑刻中的中规入矩、不偏不欹的范式。加上其结体也较疏朗、拙朴，一反碑刻的界画森严，而且繁字写也得大大小小，行款也不拘泥于端整匀称，实实在在反映出柳公权书法的另一侧面。总的来说，唐代书法素以楷书著称，颜真卿、柳公权的楷法更为精美。但是到了清代后期，随着碑学书法思潮的兴起，唐楷却受到了批判，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卑唐第十二》即说：“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余，辍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离；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碑学追求的自然的天趣，而不是规范的法度，所以自然将矛头指向唐代楷法。不过柳公权的这幅跋文，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受到严格的法度的约束，所以仍然不失为书法史上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