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石如

    鄧石如(1743—1805)，他於碑派書法用力最深，遂躍而成爲當時勃勃興起的碑派書法的傑出代表。由於書法的傑出成就，尤其是篆書的雄厚基礎，使他的印章加入了許多書法中獲得的體悟。後人總結他的成功有八個字，即：“書從印入，印從書出”。

    鄧石如並不像明代印人大多從摹漢入手，資料表明他是從學習明代何震、蘇宣、梁千秋等流派篆刻家作品直接入手的，所以鄧石如早年的印作仿明人的痕迹十分明顯，以後由於他直接將自己的篆書情趣以及吸取漢碑額篆書的風采融入印中，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一變當時的舊習，形成以圓勁勝，風神流動、婀娜多姿，富於筆情墨趣的印風，特別是於朱文印上實現了“突破”。誠如吳讓之所說：“以漢碑入漢印，完白山人開之，所以獨有千古。”(吳讓之《趙撝叔印譜序》)後人將他與包世臣、吳讓之等稱爲“鄧派”。

    鄧石如一生，主要活動於南京、鎭江、揚州等地。他與弟子包世臣便是在鎭江相識的，再傳弟子吳讓之爲揚州儀徵人，也主要活動於揚州，可見他有可能與當時活動於揚州的其他人互爲影響。包世臣曾爲鄧石如所刻印章“守素軒”作跋曰：“此完白山人中年所刻印也。山人嘗言：刻印白文用漢，朱文必用宋。”這一觀點與同期印人巴慰祖、丁敬的觀點非常相似。如丁敬曾有詩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漢家文。”從中不難看出同時代印人相同的審美觀。

    換言之，鄧石如並沒有僅守漢法，而是兼收並蓄。白文印“疁城一日長”與朱文印“完白山人”，從格局章法論之均爲漢印法，但細究起來並非如此。“完白山人”中三字呈方型，從繆篆出，而“人”一字不似繆篆，並由於這一“人”字而造成許多空地，使得其它三個呈方型的字也活潑起來。整方印章方中有圓，圓中有方，非常生動。故平心論之，此印非漢非元，當在漢、元印之間。“疁城一日長”的處理手法與“完白山人”同，此白文印，平中起波，如“一”字和“長”字的橫畫，“城”字和“長”字的竪畫；又方中含圓，如“疁”字的右半部，“長”字的下半部均取圓勢，筆意甚濃。在所謂的“白文用漢”之中，實際上已揉入了許多漢碑額上小篆的趣味。這樣的印作使鄧石如的面貌與時人所刻的漢印拉大了距離，形象亦鮮明起來。誠如曾熙所云：“撝叔之言曰：‘徽宗從拙入，浙宗從巧入’，然完白山人取漢碑額生動之筆，以變漢人印用隷法之成例，蓋善用其巧也。丁、黃刀法取巧，然墨守漢印，固其善守拙也。”(曾熙《吳讓之印存跋》)這種“拙入”法，不僅使其風格爲之一變，也給後人開啓了一條寬闊的大道。這條大道即是“印從書出”。

    相對來說，當時的浙派印人，雖刀法爲之一變，但却“墨守漢印”，較多地表現爲印中求印。而鄧石如則於印外的篆書書法尋求變革的契機，所以意義重大。像“淫讀古文甘聞異言”這樣的白文印，在鄧石如的手下就完全脫盡漢印之法，印文取小篆，以刀代筆。風格上一望便知是從自家篆書書法而出。由於淡化了刻的趣味，所以“寫”的趣味更得到了加強。朱簡在明代闡發的“筆意表現論”，在鄧石如時代得到了發揚光大。鄧石如以自家書風入印的作品，我們還可以從“意與古會”、“逸興遄飛”兩方朱文印中看到。這二方印可稱得上是他成熟期的代表作品。篆法上工穩對稱，姿態灑脫，揖讓穿揷，相輔相成。佈白上參以疏密對比法，如“意與古會”，密三字疏一角，眞可謂“密處不容藏針，疏處當可跑馬”。刀法上以冲刀法表現流麗而渾厚的線條。他嘗自言：“古浣子摹篆，剛健婀娜。”這兩方印確實當之無愧。包世臣曾這樣贊賞他的朱文印，說：“僕見東坡、海嶽、鷗波印章已多，何曾有如是渾厚超脫者乎?蓋縮《嶧山》、《三墳》而爲之，以成其奇縱於不覺。識者當珍如秦權漢布也。”信然。

    鄧石如留傳至今的印作不多，但却表現了一位開拓者的鮮明足迹，他的作品中探索的成份大於完美的成份，故時有生拙之趣。然而也因爲其技巧不夠成熟，刀法顯得較生，邊款亦欠功力，客觀上影響了他的創作更趨成熟。但是他以“印從書出”實現的印章藝術的變革，却深刻地影響了晚淸印壇。淸末吳讓之、趙之謙、吳昌碩、黃士陵，近代齊白石等都受到他的影響，並都曾以個性化的篆書揉入印中，創造出各具面貌的印作來。所以可以這樣說，鄧石如之後，文人流派篆刻藝術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