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三国书法
公元220年,魏武帝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强迫汉献帝让位,随后改国号为魏(220—265),建都洛阳,与南方的吴、蜀两国三分天下。但从整个文化发展来看,基本上都是曹魏全面继承了华夏文化的传统。单书法艺术来说,也以魏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成就最高。
蜀僻处西川,汲汲于保国和恢复中原,没有来得及重视书法。而且在诸葛亮的领导下,实事求是,反对浮夸,所以用不着“树碑立传”,既没有歌功颂德的文章,也没有捏造祥瑞欺骗人民的活动,因此没留下什么石刻。
吴虽然出现比较有声望的书法家皇象,也有艺术价值很高的石刻,但也只能算做是偏师孤军,还不能和中原曹魏抗衡,《吴衡阳郡太守葛府君碑》、《九真太守谷郎碑》都是这一时期碑刻的代表。传说由皇象书写的《天发神谶碑》,成为吴国整个时代的瑰宝珍品。
魏武帝曹操的书法水平很高。梁代庾肩吾在《书品》中说:“魏主笔墨雄赡。”唐代张怀瓘的《书断》中也说:“武帝尤工章草,雄逸绝伦。”曹操对善于书法的人特别器重,在攻破荆州时,特别叫人查访汉灵帝时的书法家梁鹄的下落。正是由于曹操大力弘扬书法艺术以及汉代书法的遗风余烈的影响,魏国出现了邯郸淳、卫觊、韦诞、钟繇等著名的书法家。从流传下来的石刻来看,如《十三字残碑》、《黄初残碑》、《胶东令王君断碑》、《王基断碑》、《庐江太守范式碑》等,都具有厚重朴素的风格,仍不失汉碑风骨,我们现在虽然不知书者是什么人了,但这些碑刻足以证明魏国书法的艺术成就。
在书体上,魏初的石刻仍采用汉隶,到《葛府君碑》开始用楷书。《葛府君碑》是书法史上第一座用楷书书写的石碑,也是极有纪念意义的一座石碑。从此,楷书、行书开始盛行,草书次之,隶书已不像两汉时那样占据书写的主流,篆书则几乎无闻。正如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所说:“趋便适时,行书为安,题勒方幅,真乃居先,斯亦风会所驱,势有自然。”可以说,书法发展到魏,在书体上发生了一个大变动,就是由汉代的以隶书为主转变为楷、行、隶书并行的局面。在魏时出现的另一个新事态,就是师承的风尚和书派的形成。
魏时赫赫有名的大书家钟繇,其行书就是师承刘德升,与另一位书法家胡昭“同出刘德升之门”,只是“昭用笔肥重,不若繇的瘦劲,故昭卒于无闻,而繇独得以行书显”。其他如邯郸淳师曹喜,韦诞师邯郸淳。总之,魏时已不再像汉代那样,书法家还不习惯在自己的墨迹上留下姓名,后人临摹前人只能构成崇尚的关系,而不知道老师是谁;在魏时,师承关系则比较显著,并形成了一种风尚。
当时能与钟繇分庭抗礼的是卫觊。魏开国之初的两座名碑——《上尊号碑》和《受禅碑》,就是他们两人分别书写的。此后,一些书法爱好者各以钟、卫为宗,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师承,而两家各有千秋。五胡之乱,一些名门贵族南北窜徙,有的避处北方,有的流亡江南。曾受业于卫觊的江琼、江统属于前者。以后又有崔悦、崔潜父子相继师承,卫凯的笔法就此流传于北方。王导最初既学钟也学卫,流亡江南时,他在衣带中藏着钟繇的《宣示帖》,于是钟的墨迹乃流传到江南。后来东晋的诸王虽然各自成为名家,但总体上受钟繇书法的一定影响。钟、卫两派对后世的影响虽不相同,但书派之兴,却是滥觞于魏,从魏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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