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源流
行书是继隶书、楷书之后出现的一种书体。相传是后汉桓、灵帝时一位书法家刘德升所创,西晋时期卫恒的《四体书势》里讲:“魏初有钟(繇)、胡(昭)两家,为行书法,具学于刘德升。”可惜刘德升没有留下墨迹。张怀瓘在《书断》中是这样阐述行书产生原因的:“行书者。后汉刘德升所造也。既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在东汉晚期已有行书了,从行书的产生、形成和历代演变的发展过程来看,行书并没有形成独立的“行法”。这是与篆、隶、草、楷的最大区别。行书无法却有体,最大特点是用连笔和省笔,却不用或少用草化符号,较多地保留正体字的可识性结构,从而达到既能简易快速书写又能通俗易懂的实用目的,便于文字信息的流通交换。另外,行书具有紧粘其他书体的特点,所以孙过庭《书谱》说:“趋势变适时,行书为要”。
何谓行书?简而言之,行书就是在楷书的基础上加以小的变化,书写起来很简便的书体,故而与楷书相间流行开来。行书是介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书体,它不像草书那样难写难认,又不像楷书那样严谨端庄。所以古人说它“非真非草”。它的特点是运用了一定草法,部分地简化了楷书的笔画,改变了楷书笔形,草化了楷书的结构。总之它比楷书流动、率意、潇洒,又比草书易认好写。
行书在汉末是伴随着楷书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书体,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地应用。直至晋朝王羲之的出现,才使之盛行起来。
草书、楷书到了王羲之手中才形成最完美的艺术,行书也不例外。行书到了王羲之手中,将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最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光照千古的南派行书艺术,成为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宗。将王羲之奉为“书圣”是当之无愧的。王羲之的行书,在他本人各体之中也应排在首位。
王羲之的行书从刘德升、钟繇一脉传来,并把行书推到了相当成熟的高度。但他留下的真迹不多,多是后人所摹。其行书帖有《姨母帖》、《快雪时晴帖》、《兰亭序》、《圣教序》等。其中,《兰亭序》为王羲之行书的最突出的代表,被历代称为天下行书第一。《兰亭序》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其好友谢安等12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举行“祓禊”之会,饮酒赋诗,各抒情怀,汇为《禊帖》。王羲之满怀激情,笔走龙蛇,为本诗集写了序文,这就是光照千古的《兰亭序》。此帖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在用笔上有藏有露,侧笔取势,遒媚劲健,自然精妙;结体上变化多姿,匠心独运,文中20多个“之”字,7个“不”字,虽重复出现,却无雷同;章法上则疏密斜正,大小参差,敛放揖让,承接呼应,均极为奇谲。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可惜这件书林瑰宝,被唐太宗作为殉葬品,埋入昭陵,从此真迹永绝于世。
王献之亦极擅行书,其行草代表作有《中秋帖》、《鸭头九帖》、《新妇地黄汤帖》等。《中秋帖》是“三希之一”。《鸭头九帖》也是王献之行书墨迹中的佼佼者。其用笔洒脱流利,与其他帖相比,此帖风格明显不同,极其雅逸,随意中书写,而神韵自得。《新妇地黄汤帖》及《廿九日帖》等也是王献之行书中的上乘之作,用笔秀劲飘洒,灵动宜人。在王氏一门书翰中,还有一件弥足珍贵的墨迹,就是王珣的《后远帖》。珣为王羲之之侄,其书法遒丽峭劲,潇洒流畅,“东晋风流,宛然在眼”。清代乾隆帝极珍爱此帖,将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同藏于养心殿书房,并称此处为“三希堂”。所谓“三希”就是三件稀世珍宝。该帖是存世最早的行书著名墨迹真本,极是珍贵,其中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被列为“三希之首”。
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尤喜行书,他酷爱王羲之的行书。由于唐太宗的提倡,更加稳定了行书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尤其是二王体系的行书,笼罩了整个唐代,成为一代风范。他本人也是行书的高手,他的代表作品《温泉铭》,就是学习二王书法的典范。此碑也是第一块将行书运用到碑版上来的刻石。这在行书史上是一大飞跃,也为行书开辟了新的领域。盛唐时,出现了一位书法大家,他将二王行书又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就是李北海。
李北海,名邕,字泰和,因任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他在继承二王同时,发挥自己的特点,创立了行楷一路,所谓的“行楷”就是指在楷书的笔画中溶汇行书的笔意,在行书的结构中又吸收了楷书成份。这种字虽早在李北海之先就有过尝试,但到李北海笔下才真正成熟和统一。当时的李阳冰称赞他为“书中仙手”。李北海一生写字甚勤,有人说他平生书碑有八百多块,许多名碑都自书自刻。传世作品有《麓山寺碑》、《云麾将军李秀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法华寺碑》、《东林寺碑》、《叶有道碑》等等。其中《麓山寺碑》最见风神。
此碑刻者托名黄仙鹤,其实就是李北海自己刻的。后人称此碑“三绝”:文绝、书绝、刻绝。
唐代杰出的书法家颜真卿,不仅楷书艺术博大精深,而且在行书上也有极高的成就。他的行书雄健刚强、气势磅礴,不追求雕琢之气,而渗透他那刚正的性格、豪放炽热的情感。其著名行书作品有《祭侄稿》、《争座位帖》、《刘中使帖》等。字体挺拔、气骨情真,为历代书家所颂。宋代米芾号称《争座位帖》为颜书第一。元人鲜于枢把《祭侄稿》评为天下第二行书,有人将此帖同王羲之《兰亭序》并列为世之“双璧”。
行书到了宋代,出现了新的面目。书法家往往借助书法来表现个人的学识、个性和怀抱。所以古人评及宋人书法说“宋人尚意”。能代表宋代风格要推举“宋四家”。
行书在元朝,如同楷书一样,还是要首推赵孟頫。赵孟頫的行书,一扫两宋书坛浮华意气,独标晋唐风神。他对《兰亭序》深有研究,他的临本可入晋唐之室,他也深得李北海之神髓。无论知书与否,见到赵孟頫的行书,无不称绝。他的代表作品有《兰亭十三跋》、《净土祠》、《洛神赋》、《中峰和尚寺》、《心经》等等。
明代文徵明以行书见长,他的行书作品主要有《文信国诗》、《满江红》、《赤壁赋》、《行书心经》、《滕王阁序》等。其行书用笔,法度精严,极少失度现象,中、侧锋运用自然得当,深得笔势劲健之妙。
明代董其昌,最为世人所推崇的,就是他的行书。他的行书,灵秀天然,少有雕琢,墨色清润闲淡,结字奇宕潇洒,章法宽绰而不凋疏。董其昌的行书传世甚多,代表作有《书宋词册》等。
清代的傅山、王铎、郑板桥、何绍基都是行书大家。傅山行书圆转自如,天真烂漫;王铎的行书气势连贯,节奏强烈;郑板桥的行书隶、楷参半,间行、间草。何绍基的行书宗法颜真卿的《争座位帖》和《裴将军诗》,卓然自成一家,世有“何全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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