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石鼓文

    石鼓文即是刻在鼓形石上的籀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是十个大小略异的鼓形碣石。每块各刻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类似诗经体，内容是记述国君游猎的情况。隋代以前没有关于石鼓的著录，唐初在天兴(今陕西宝鸡市)三峙原出土，后经五代之乱，一石已磨灭，其余九鼓文字也多残损。原有600余字，现仅存272字。石鼓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现存最早拓本为明代锡山安国石鼓斋所藏的北宋拓本三种，即“十鼓齐先锋本”、“中权本”和“后劲本”，其中以“先锋本”最古。临摹本以清末吴昌硕所临最为传神。

    关于石鼓文的传世年代有多种说法。唐代的张怀瓘、窦泉、韩愈认为是周宣王时的“猎碣”；韦应物认为是周文王时的鼓，到宣王时才刻上字；宋代程大昌认为是周成王时的鼓；宋代郑樵则别有创见，认为是秦国的。近代人以秦国金石碑刻文辞考证，乃可定为秦刻石。自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发表后，石鼓文做为秦国文字遗物始成定论。

    石鼓文的书体属大篆体系。其字势雄强浑厚、朴茂自然，用笔匀圆挺拔，结体已趋方正，章法行列均衡、疏朗，后来的小篆即是由这种文字脱化而来。其书法价值可与甲骨文、金文相媲美。

    石鼓文作为石书经典，在唐初出土后即被重视。杜甫、韩愈、韦应物都有诗篇歌咏，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均很推崇其书法。此后的历代学者及书法家对其评价也很高。自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起，一直将石鼓文看作是石刻艺术中最为重要的遗物。苏轼在《石鼓歌》中说：“上迫轩(轩辕黄帝)颉(仓颉)相唯诺，下揖冰(李阳冰)斯(李斯)同鹁。”意即黄帝时期造字的仓颉对它也得表示称赞、尊敬，历史上久负盛名的篆书名家李斯、李阳冰，就是从石鼓文中培育出来的小学生。黄庭坚认为，“石鼓文笔法如圭章特达，非后人所能赝作”。康有为说：“石鼓文如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

    两千多年来，石鼓文哺育了从李斯到李阳冰，从苏轼到康有为、吴昌硕一代又一代书法艺术大师，其历史影响之巨大，罕有匹敌。近人称石鼓文为“书家第一法则”。

    春秋战国时期，还有几种文字值得一提，一是该时期的货币文字、兵器文字、符节文字，虽然属于金文系统，但都具有装饰之美；二是所谓“蝌蚪文”，此种书头粗尾细，象蝌蚪，故而得名。还有所谓“鸟虫书”，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将笔画写成鸟虫足状，又称为“蚊脚书”，如《楚王盘》。还有一种是在原字上加了鸟形纹饰，如《越王勾践剑》；三是该时期类似石刻类书法的陶刻文字，如《秦封宗邑瓦书》，从中可以窥见《秦诏铭文》的由来，还有《诅楚文》、《秦公大墓石磬刻石》。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用毛笔在玉、石、帛及简牍上书写的朱墨书迹，其中有1965年出土的山西《侯马盟书》和1979年出土的河南《温县盟书》，这是春秋晚期晋国人的手笔，多以朱色(少数是墨)书于呈圭形的玉石片上，用笔生动，圆转自如。发现于战国时代秦国和楚国的简牍，其中有《曾侯乙墓简书》、《长沙仰天湖楚简》、《河南信阳楚简》、《青川郝家坪木牍》、《天水放马滩战国秦简》等。前三种简书用笔洒脱放松，明显出现横势，开汉碑书写章法之先河。《青川郝家坪木牍》为战国后期秦武王二年(前309)的书迹，被视作我国目前年代最早的古隶标本。《长沙子弹库楚帛书》，郭沫若认为它“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世的隶书”(《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这倒确实是事实，因为它已具备了早期隶书的胚芽。

    发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朱墨书迹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它不仅表明了毛笔在当时的广泛运用，而且翻开了中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