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源流

    中国自先秦伏羲氏时期，就产生了文字。考古学家论证是在龟甲、兽骨上刻画的甲骨文，因为它们是用以占卜、预测吉凶祸福，所以被称为“卜辞”。甲骨文已具备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要素：用笔、结构、章法等。中国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古文，除甲骨文外，大都是铭刻在铜器上面的文字。因为铜器是金属物，故而被称做“金文”也叫“吉金文字”。铜器中以钟鼎为国家最重最多的器物，所以也称为“钟鼎文”。铜器的种类繁多，现存者即有数百种，大部分为宗庙礼器或祭祀用器。

    殷代金文，极为简单，一器一字或数字而且大多配有象形物，甚至只有一个图形，全然没有文字的。又有既非文字，又非图画的，只好说为图象文字了。这些金文，有用以表现动物的，有关战争与经济的，有关军事的，有表现器物的，有王子与举事的，有表现生活的，有以亚字形为要素的。宋代著名金文学家吕大临，说这种金文中的图画文字，就是汉字的原始字体。商代的金文，有《商方卣》、《商太巳卣》、《商钟》、《比干铜盘》、《散氏盘铭》等。其中以《商太巳卣》为最，章法茂密，周之《无专鼎》即仿其体。总之殷代金文，朴质、鲜活，书法亦极流动。

    西周前期的金文，仍保留着殷代卣卜辞特征，书体有流丽的曲线，其代表作有《周公殷》，笔划锐利，始终一贯，其中有肥笔的、粗笔的，更保留了殷代金文生机勃发、笔力强韧的特点，其字形整齐，结体和谐，也流露出特有的俨然之势。由成王进入康王的时代，金文字形虽然仍旧比较整齐，但其中的气魄已经丧失殆尽。而且近于形式化。唯独其中的《大盂鼎》文字，却发挥了独特的雄健笔意。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内壁有铭文，长达291字，是西周青铜器中所很少见到的。镌刻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大盂鼎》铭文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西周中期的金文，字形小而整齐，笔划减瘦，大体上纤细而缺少变化。

    西周后期的金文，则已经疏密平衡，雍容典雅，如《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内壁铸有多达498字的长篇铭文。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地铸鼎记载这件事情。《毛公鼎》铭文的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书体整饬，有条不紊，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当之无愧是此时期的代表杰作，而且已略形成大篆的雏形。至于春秋战国金文，则大多体长画细，形成小篆的风格了。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伟大的作品，——《散氏盘》——这是西周后期厉王时代的青铜器，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

    大篆，从汉代以来，一般人都认为是周宣王(前827)时太史籀所造。如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班固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许慎也说：“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古文或异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损而成，因此大篆又被称为“籀文”。所以后人都认为大篆是古文之后的一种形体了。

    大篆字体，在传世的石刻文字中，当以石鼓文最具代表性。此种石器，无疑是中国最古老而又最可信的石刻遗物。现在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文》在书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石鼓共有十个，原高约三尺余，文字刻在鼓的四围，因为它的形状与鼓非常的相似，所以有这样的俗称。实际上，应当把它称之为碣。再者石鼓的内容，多与狩猎有关系，学者也有称之为猎碣的。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苏轼，都有吟咏石鼓的“石鼓歌”作品留下来，因此也就一般沿用了“石鼓”的俗称。

    石鼓文的文章，为记述游猎之事，全文原有七百余字，属四言体，相当类似诸经的体裁，深奥难解，而且文字磨灭之处也很多。像韩愈一流的学者，也慨叹其“辞严义密，读之难晓”。自从元代潘迪著《石鼓文音训》以来，大体上已经能够解读，它是讴歌狩猎的一种韵文。本来，十个石鼓的前后次序，是一定的，可是这也在各家之间发生了不同的看法，可谓众说纷纭。

    石鼓文最古老的拓本被世人所知道的，是浙江省宁波的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清阮元于嘉庆二年(1798)曾以石摹刻，存放在杭州府学，同治十一年(1873)，又摹刻于扬州府学。却唯独天一阁本，在咸丰十年(1862)被焚毁。现存宋拓本，是明代安国(字民泰，号桂坡，江苏锡山)旧藏本，不幸流入日本。安氏深爱石鼓文，因自号十鼓斋，收藏有古拓本十种。其中北宋拓三种，称之为前锋、中权、后劲本。现在流传到日本的，就是后劲本，末尾有安国亲笔篆书跋文。可以说是现存石鼓文拓本中最堪称极品的了，其已由日本二玄社影印问世。

    石鼓文的字体，大致介于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可知的确是秦始皇以前之物，应当是属于籀书的系统，相对小篆而言，可称为大篆，是大篆文字的代表作。其字体类小篆而较繁复，似宗周彝器而较端整，堪称极为典重严整。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一书中称石鼓文为：“金细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可以说是赞赏备至。石鼓文向来被艺术界人士视为珍宝，但北宋以后，帖学大兴，就很少再有人临摹研习了，直到清代中叶以后，考古尊碑的风气又被重新炒的很热，石鼓文字，尤其被书家推重。吴大徵能得其典重严整的韵致。吴昌硕则发其遒古雄拔之气。两人书法，皆雄视当代为后世所倚重。

    何谓小篆，据后汉初期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中说：“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秦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传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省改，谓之小篆。”由此可以知道，小篆乃是取自史籀大篆，在籀文中简化整齐而改造出来的。

    昔人有“非究于篆，安能得隶”的说法，因为隶法源出于篆书，习篆也正是习隶。隶书与楷书字体，首先讲求横平竖直，正合乎篆书的基本笔法，篆书结体贵匀整，隶、楷书也讲究匀整，篆书写得准、熟练，再写隶书、楷书，也就自然匀整了。写行书、草书要活泼生动，需有善于画圆的工夫，篆书多是半圆或圆形的笔画，到了婉通的火候，写行书草书，格外活泼生动，曲尽圆转之妙。如汉隶中的《夏承碑》，笔法介乎篆隶之间，仍多圆转之处，是可证篆通于隶的典范。颜楷合篆籀之理，得书坛最高妙境，所书《麻姑仙坛记》，肉骨停匀，笔力平衡，有人说颜出于篆，是可证篆通于楷。黄山谷的行书，长笔画，与篆书用力无异，康有为有“山谷行书与篆通”之句，是能够证明篆书也是通于行书的。怀素的狂草，笔笔中锋，瘦劲婉通，飞动中见圆转之妙，包世臣有“醉僧圣母、律公二帖，导源篆籀，浑雄鸷健，是为草篆”之说，又可以证明篆书和草书的相通之处。学隶、楷、行、草各种书法，本来并不一定要先写篆书，不过倘若是能够先写篆书再写隶楷行草，就更容易悟得笔法。弘一大师教写字方法：“须由篆字下手，每日至少要写五百个，再学隶，入楷；楷成，学草”，他说的顺序也是先由小篆入手，小篆临好之后，才可以临钟鼎，写甲骨，摹一切古篆，才有笔法和笔力、气韵和神味。

    中国小篆书法以其曲线圆写，笔画匀称，结体谨严，遒劲庄重，兼而有之的独特艺术风貌，在中国文字及书法艺术上，都有极大的影响，许慎编《说文解字》十五卷，即是以“小篆”为主要文字依据。因此，我们可以说小篆是一切篆体的正轨，研究和热衷书法的人，对其切切不能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