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行书欧阳修昼锦堂记卷

    《行书欧阳修昼锦堂记卷》，据董氏跋称：“此文既有君谟正书帖，故以米行书之。”考其所由，乃是因为蔡襄正书学颜，而董其昌临池起手于颜真卿《多宝塔碑》，他所作正书也是颜家风范。所以他当然要避免用正书与蔡争誉。蔡氏正书没有自己的风格，在蔡为下驷。董以上驷的行书与之竞足，可见董其昌是颇费心机的。

    《明史·董其昌传》云：“始以宋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清代史臣的这一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比董小三岁的同乡好友陈继儒就说过“思翁书法，吾朝米襄阳也”的话。验于本卷，其中“记”(题目)、“季子”(12行)、“旗”(17行)、“当”(31行)、“登”(43行)、“所”(48行)、“侥幸”(52行)、“惊”(56行)“惟”(63行)、“施”(65行)、“勒”(66行)、“之”(103行)、“尝”(114行)等字，得形神之似，置于米帖几可乱真。米芾《蜀素帖》、《乐兄帖》及《向太后挽词》都有董跋，《挽词》还附有他刻意追摹的临本，足见他确在学米之上下过苦功。这卷他自矜“以米行书之”，至少在整个体势上可以首肯。

    书史上凡属卓尔大家，无不善学古人，遗貌取神。尽管初学阶段不得不亦步亦趋，但其后必力图摆脱古人的牢笼。董其昌说：“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这当然只适用于已入古人堂庑者。只有不凝滞于学到“优孟衣冠”而自足，才有可能并驾古人，甚至超乘其上。

    董其昌生长在明末，离他最近的巨人是赵孟頫，这显然是一个挡住他出路的最大障碍。董氏不愧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深知帖学至赵已发展得尽态极妍、绚烂无比，如还在工力上与其校长角胜，必取败无疑。于是他基于与赵的利钝对比，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巧妙的方案。他说：“余书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这话虽然是有资格后说的，但却可看出扬长避短的初意。“行间茂密，千字一同”，这是董谦称自逊于赵的，然而他又说：“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此赵吴兴所以不入晋唐门室也。”可见他对赵持全面否定态度。他正是一眼觑定了赵孟颓章法太密、墨法少变、笔法过熟的弱点，故才能断然采取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这就是说：疏、淡、生，而统摄三者的灵魂，便是禅。

    董字具有枯寂的禅意，加上他的斋名为“画禅室”，因而引起一些误解。清吴荣光云：“香光以禅理悟书画，有顿悟而无渐修，颇开后学流弊。”他也许看到董其昌逸笔草草，率意居多，就与禅家的顿悟发生联想，以为是临池工夫欠缺所致。其实董字之有禅意，并不能证明他学书也如参禅。相反，董其昌的临池可用“精勤”二字来概括。《松江府志》说董“少好书画，临摹真迹，至忘寝食，中年悟入微际，遂自名家。”董自己也说：“吾书无不临仿。”又说：“临颜太师《明远帖》五百本后，方有少分相应。”联系前列单字，庶几皆可辟除“无渐修”的不实之词。

    这卷书作，尽管标榜学米，但如从气息上考察，显见经过了他的一番改造。打个比喻，他是把米芾的云锦拆散，用自己的机杼重新织出他满意的纹样。他的拟作与米书的不同，表现在笔法、字法、墨法和章法所有方面。

    米芾笔法纯熟，笔势峻急，显出“风樯阵马”的特色，他的点画粗细对比强烈，起笔尤其猛厉。结字因势赋形，散倒颠逸，穷极变相。墨色少变化，多用浓墨，实因墨法尚未作为一个内容引起关注。米书章法一般较为茂密。而董其昌的“米行”运笔较慢，显得生涩，下笔较轻灵，有飘飘欲仙之致。结字大多平易，绝少逞险。喜用淡墨，追求素雅，而章法是行间极宽，一味空疏。

    这一切差异，当皆源于他的主导思想。董其昌认为：“米书以势为主，余病其欠淡，淡乃天骨带来，非学可及。”如果参照他“余不好书名，故书中稍有淡意”的话来看，董所不满米的“欠淡”与赵的熟俗一样，都是汲汲于垂世的功名心在作祟。只有他天生的不慕荣利，所以笔底才没有烟火气。这难免有高自标置之嫌。

    “盖书家妙在能会，神在能离。”他这句话就说得非常精采。“妙在能会”，“会”的是所学对象的优劣利钝，以便汲取精华，扬弃糟粕，其所以为妙；“神在能离”，“离”的是牝牡骊黄，以便参以己意抒写性灵，其所以为神。这件长卷是否已达到神妙的境界，可置而不问，但有这样理性的认识，至少比吴琚“米芾外一步不窥”的执迷不悟要高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