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官私印

    隋唐官印傳世極少。《隋唐以來官印集成》等印譜中見有“廣納戍印”、“觀陽縣印”兩印，皆朱文，印面約5cm見方，印邊和印文筆劃同粗細。唐代官印有“鷄林道經略使之印”，“歸順州印”、“東安縣印”、“涪娑縣之印，，“金山縣印”等，一九七三年，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文書上鈐留有“安西都護府之印”、“蒲昌縣之印”“高昌縣之印”等六方唐代印蛻。均爲陽文，5cm見方，用朱泥鈐印。同年又在新疆吉木薩爾縣唐代北庭大都護府故城出土唐代銅質的“蒲類州之印”、一九七五年在甘肅省臨潭縣大古戰之牛頭城古城堡廢墟上，發現陶質明器官印“蒲州之印”，朱文篆體，印面爲5cm半見方。

    隋唐官私印形體變大，字多爲朱文，這是由於實用條件的變化所致。漢以前的印章多用於封檢，使封泥字迹醒目，故印文多刻成陰文，印在泥封上則成陽文，淸晰可見。漢代發明了紙以後，書寫材料遂由紙代替了竹木簡，東晉以後，文書改用紙帛，印章開始用印色鈐印在紙帛上。在紙帛上鈐印，白文不如朱文淸楚醒目，因之，隋唐以後，官私印多改爲朱文陽刻。由於紙帛使用廣、面積大，小小的朱色印鈐在上面很不協調美觀，因之隋唐以後的官印之印面也較漢魏時放大了許多。

    隋唐官私印文字書體爲小篆，結構與行筆均較爲自由、樸拙，另有風格。不像漢魏時代那樣方正與排滿、轉折角度非常分明；也不像宋元以後官印那樣屈曲呆板的“九疊文”，而是較爲自然，其邊粗細與印文基本等同，因此顯得諧調統一。其中有的印文結體略嫌松散，用筆也有未盡美之處。如“廣納戍印”、“涪娑縣之印”“金山縣印”等印中可見之。尤其是兩印中“系”旁中上部相接兩圓圈，過大過圓而顯得有空洞之感，與周圍其他字的結體也不夠協調。究其原因，這與當時製作者的審美觀與製作工藝有關。第一，從印文的佈置與結構看，製印者的篆書水平較低；第二，唐代有的官印印文不是翻鑄而成，而是以小銅條按字形彎繞鑲嵌而成，遇有枝蔓筆畫，則用短條焊接上去。(沙孟海《印學史》稱此種爲“蟠條印”。)由於用銅條蟠繞的文字不易排得很匀稱，因此有可能出現上述松散而不夠完美的情况。

    隋唐時代私印傳世極少。但從流傳下來的字帖、寫經等紙絹上尙可見到朱迹或墨迹的鈐印。如《法帖》上刻有“貞觀”二字朱文連珠印，這是後世鑒藏印的開始。後來唐玄宗也首“開元”二字長方印。明甘暘《集古印譜》卷五後列唐、宋以後的室名、別號印，其中有“端居室”三字白文印，下注：“玉印、鼻鈕、唐李泌端居室，齋堂館閣印始於此。”

    在甘肅敦煌石室藏唐寫經上，如《大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二百六十經尾蓋有“報恩寺藏經印”，另在中唐寫經《法華經玄讚》上鈐有“瓜沙州大經印”。

    在文獻上記述的有唐時竇臮撰的《述書賦》中《印記》一節，《賦》中記有東晉僕射周顗的“古小雌文”(即白文)鑒藏印，有唐太平公主武氏家“三藐毋·”玉印，魏王泰“益”印、“萬言方寸”印，竇永“軌飛”、“出出出出”二印，張懷瓌“張氏永保”印，劉繹“彭城侯書畫印”，李泌“鄴侯圖書刻章”，其後張彥遠撰《歷代名畫記》卷三中有《叙古今公私印記》，其中除記《述書賦》中所記之外，更增記有王涯“永存珍祕”，馬總“馬氏圖書”等，惜絕大多數未能見眞迹，僅錄此存照，待來日而能有發現，以補其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