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法度

    唐代(618～907)是闻名世界的大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特别是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其书法艺术也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

    唐代是书法鼎盛的时代，是中国书法的集大成时代。书家之众多，书作之浩繁，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堪称繁荣昌盛，雄视百代。特别是楷书被唐人发挥到极致，法度纯熟，规矩森严，为后来的书法发展创立了规范。唐代篆、隶、楷、行、草，各体书法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唐代书法艺术。

    初唐时期的楷书完全笼罩在王羲之的书风之下，楷书家们接受了王羲之的小楷神髓，继承了六朝碑版的楷书风貌，发挥了隋碑而形成初唐的楷书风貌。初唐楷书家的贡献在于承前启后，开“唐人尚法”之先，讲究法度，在用笔、结字及章法上细作文章，苦心经营，既不失王氏之神，又融汇汉碑、魏碑及隋碑之法，开后来楷书之法门。

    唐代的书法是在崇尚王羲之等晋人风尚的基础上形成的。初唐的书法是劲健，虽然成就很大，但是基本处于晋人的藩篱。中唐的书法是肥厚，富于创新，以颜真卿为标志，在创作上集南北书风为一体，有了较大的突破。晚唐国势日衰，战乱割据，但由于有初唐、中唐书法的遗风余烈影响，仍然出现了一些著名书法家。

    一、唐书兴盛的条件

    唐代是书法兴盛的时代，其所以兴盛，有其自身发展的必然性，如紧接六朝、家传世袭、真迹易见、风范犹存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统治者大力提倡国家教育和人才政策为书法艺术的兴盛提供了充分保障。

    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在他的教育、带动和影响下，高宗、睿宗、玄宗、肃宗、宣宗及窦后、武则天、诸王孙无不学书、爱书。他把与群臣讨论书法作为闲暇的重大活动，甚至在朝廷议政时也谈及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没有一个帝王能像李世民那样，对书法遗产进行大规模、系统的搜集、整理和总结。武后掌握政权后，“顺天经而永保先业”，藏庋赏玩，不下太宗，惟搜括法书，不见一个赚字。她曾向王方庆索求右军遗迹，得后视若珍宝。

    唐代在国家制度上也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视书法。周以书为教，汉以书取士，晋置书学博士，唐代则全面采取了这些措施，甚至在国子监中另设立国子、太学、四门；律、书和算六学。其中，书学是培养书法人才的专门学校，内设书学博士二人主持教学，助教一人辅助，典学二人执行学规，时常招收14岁至19岁八品以下文武官员及庶人之子入校学习。设立书学是唐代的创举。同时，唐代的科举，无论是贡举还是铨选，书法都被列为重要科目或作为任用的条件。贡举即分科取士，常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其中的明书，简称书科，又名明字，考试的内容主要是文字学和杂体书法。铨选即是吏部考核六品以下文官的一种制度，原则上有四条标准，即所谓“四才”：一曰身，二曰言，三曰书，四曰判。对书法的要求，明确规定必须“楷书遒美”。这些措施说明唐代对书法的重视程度。因此，唐代书法家辈出也就是势所必然了。

    二、唐代各个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

    从唐代书法发展的不同情况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初唐、中盛唐和晚唐(包括五代)。唐初，太宗李世民笃好书法，尤为欣赏王羲之，不惜重金购求王羲之书法真迹。每得王帖，他不仅自己锐意临习，还令太子、诸王摹学。获得《兰亭序》后，令赵模、冯承素等书法家临摹，多达数百本，分赐朝廷重臣。他亲自为《晋书》撰写《王羲之论传》，从而论定王羲之“尽善尽美”。影响所及，朝野上下，尽学王书，初唐七八十年间的书坛可以说是王羲之的一统天下。

    初唐的宗王使魏晋书法传统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确立了流传1700余年的从钟繇开端、由王羲之定格的主流书法体系，并形成了由唐入晋的承传途径。其正面效应是为书法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规范，促进了名家的大批涌现。就其负面效应看，唯王是尊抑制了创新精神。初唐名家，除李世民外，还有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以及陆柬之和孙过庭。初唐四家实际上是一家，即在崇王背景下的传流派、主流派。他们虽然各有风貌，但总体上是继承多于创造。他们开启了“唐书尚法”的新格局，其主要历史功绩是形成了初唐楷书刚劲、健韧的特色，“书贵瘦硬方通神”，是当时的新潮流。初唐欧、虞、褚、薛、陆诸大家均以楷、行传世，草书真迹早已失传。唯有孙过庭一篇《书谱》墨迹独传千古，使我们得窥初唐草书风采。

    初唐七八十年书事繁荣，但也只是“善宗晋法”而已，始终未形成唐书自己的面目，这与过分强调传统有很大关系。直到中唐，出现了一批与“二王”比肩的艺术名家，如李邕、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等人，唐人才有了对历史的超越。这些大师具有极高的创造天才和强烈的开拓精神，同时又继承了传统功力。他们力求在尊重前人的基础上，开辟属于自己时代的新天地。

    中盛唐书法的艺术成就有多方面的表现，其本质是突破“二王”的藩篱，在继承的基础上扩大传统的范围，目的是形成唐书自己的面目。首先是狂放书派的崛起。他们以感情和性灵入书，突破了“中和美”的主流藩篱，创建了狂放派，使书法艺术成为生命的酣畅淋漓的宣泄和放歌。张旭、怀素、贺知章，使草书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进而把中国书法推上了纯艺术的高峰，也最充分地展现了中国书法的抽象意境。其次是楷书、行书书艺创新取得了新成就。由李邕首揭变革大旗，然后由颜真卿、柳公权在楷书、行书领域进行了一次与“二王”较量的攻坚战。他们以严整的楷法、完美的艺术创造了唐书独有的恢宏气象，充分表现了皇唐的时代精神。再次是篆、隶的复兴。中唐出现了一批自觉以篆、隶书艺为毕生追求的书法家，写出了唐人自己的面目。当时专以隶书闻名的有梁新卿、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等，其中韩、蔡、史、李并称唐代隶篆四家。这时的隶书总的特色是以楷入隶，丰容新姿，无汉隶故意，故有“唐隶”之称。篆书方面成就最高的书家则是李阳冰，其玉箸篆劲利豪爽，盖为皇唐新体。最后是书法理论有所建树。中唐时期在书体本体论、创作论、渊源史、书家专论、书法技巧的总结方面，均作了新的理论探索。特别是张怀瓘的系列论著，是这个时期的代表论著，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到了晚唐，自懿、僖、昭、哀诸帝之后，国势日衰，战乱频仍。尤其到了五代，人民的疾苦自不必说，士大夫也生活在干戈战乱之中，生命尚且难保，去讲究翰墨了。但是，由于初唐、中盛唐书法之盛，遗风余烈影响深远，流风所渐，结习未忘，还是出现了一些书法家，如王文秉的篆书、李鄂的楷书，都很受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称赞。然而，真正堪称书法大师的，却仅有杨凝式一人而已。他犹如擎天一柱，孤独地支撑在末世风雨中，以颠草雅楷，续盛唐狂放、沉雄之余绪，成为对宋代很有影响的书法家。宋代大书法家苏轼对晚唐书法艺术的发展曾做过这样的概括：“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磨灭，五代文彩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绪，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这也可以说明，晚唐的书法从总体的情况看还是有一定成就的。

    三、书法理论著述

    随着书法的发展，在书法家辈出的同时，书法理论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普遍发展起来。很多书法家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历史传统，有的长篇巨著，有的简短笔谈，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写出自己的认识和体会。现已知道的唐代及五代书法论著不下四十余种。这些论著有的属于著录方面，如褚遂良的《右军书目》、唐人《右军书记》；有的属于书史方面，如韦述《述书录》、卢元卿《法书录》、唐人《唐朝叙书录》、何延之《兰亭记》；有的属于书法技巧方面，如张怀瓘《玉堂禁经》、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其中，具有重要价值的有李嗣真的《书后品》、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和张彦远的《法书要录》。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张怀瓘的《书断》和孙过庭的《书谱》。

    张怀瓘的《书断》在唐代诸多书法理论著作中是比较有名的。其中的十体指古文、大篆、箍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和草书。他对这十种书体的论断，先用散文说明它们各自的产生和有关情况，然后用韵文以“赞曰”写出每一书体的艺术特点再予以评价，这对书体的研究是很好的史料。他在“用笔十法”中提出，书法第一在用笔，第二在识势，第三在裹束。用笔的要点在蹲驭起伏；识势的要点在权变改制；裹束的要点在归于互出。“晓此三者，始可言书”。用笔的十法是：偃仰向背，阴阳相应，鳞羽参差，峰峦起伏，真草偏枯，邪真失则，迟涩飞动，射空玲珑，尺寸规度，随字变转。他对每一法都有扼要的说明，并指出“其于得妙，须在功深，草草求玄，终难得也”。

    孙过庭的《书谱》在书法理论中影响最大。其内容涉及的问题较广，精辟的见解比较多。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继承和创新问题。他主张：“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这个“弊”就是“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他认为，“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鉴者挹其菁华，固义理之会归，信贤达之兼善者矣”。他反对一味地厚古薄今，指出：“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

    有关学习书法由浅入深的规律性问题，他主张“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这样循序渐进，“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对篆、隶、草、章四种书体，必须先掌握它们的特点，“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研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验燥湿之殊节，千古依然；体老壮之异时，百龄俄顷”。从而达到最高境界。他反对“拟不能似，察不能精”，反而自我夸张。他极重视实践，认为“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

    关于楷、草两种书体艺术特点的辩证关系，他论述得尤为精辟。他指出，“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但又特别指出“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元常不草，而使转纵横”。这对如何写好草书是非常重要的。

    四、唐碑和写经书法

    唐代的石刻统称为“唐碑”。唐碑比之六朝，可以说是浩如瀚海，其数量之多，汉碑、魏碑也为之逊色。其中最著名的有：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铭》，欧阳询的《化度寺》、《九成宫》，欧阳询之子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褚遂良的《尹阙佛龛碑》、《雁塔圣教序》，薛稷的《信行禅师碑》，李邕的《李思训碑》、《麓山寺碑》，韩择木的《吉华岳文》，颜真卿的《东方朔画赞》、《麻姑仙坛记》、《八关斋》、《颜氏家庙》，李阳冰的《缙云庙碑》，徐浩的《大澄禅师碑》，张旭的《郎官石记序》，柳公权的《玄秘塔》、《神策军碑》，沈传师的《岳麓寺诗》等等，还有不知书者为谁的篆书丰碑《碧落碑》。

    从这些名碑可以看出唐碑的一些特点：碑文和碑额总是不一样，且皆为一人所书。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所书之碑，碑文是楷书，碑额则是篆书，也是他们自己所写。特别是《东方朔画赞碑》，正面的碑额是篆书，碑阴的碑额则是隶书，书者均为颜真卿。韩择木的《吉华岳文》，碑文是隶书，碑额则是楷书。张旭是以狂草名世的，但《郎官石记序》却唯独又是用正楷来写的，而且精劲严整出之自然。从这些情况也可以看出唐代书法的盛况了。

    唐碑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它和魏碑一样，都是我国书法艺术的宝贵遗产。崇唐轻魏、尊魏卑唐都是偏见，是不可取的。

    清光绪年间敦煌石窟发现大量藏经写本后，书史又大为改变。其内容恢宏，包括西晋至北宋间的墨迹，而其中尤其是唐代的最为丰富。但石室发现后，发现者湖北麻城道士王圆，不明白这些东西是何等珍贵，先后被英、法、日等国的文化强盗以卑鄙手段骗走了大量精华珍品，实在甚为可惜。唐代写经特有书体实源于前代，西晋时的写经卷便已初具经卷体的规模。而至南朝时的字体益趋完整，楷法逐渐完备，仍具写经字的特色。北朝的风格则与南朝相差不远。隋代书法居南北融合的枢纽，但在写经上就没有分别了，书体更接近于唐楷，仍然带有经卷的特色。

    唐代承接其后，写经书法艺术大放异彩，呈现各异的风格。秀劲圆润以《大楼炭经卷》为代表(高宗时作)；《十戒经》可以作为秀逸疏宕的代表(玄宗时作)；《观世音经》以端整厚重著称(代宗时作)；瘦劲秀丽则以《瑜伽师地论卷廿三》为代表(宣宗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