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法理论著述

    清代书学论著比明代更加丰富，有偏于鉴赏的《庚子消夏记》和《江村消夏录》以及《墨缘汇观》等；有偏于考据的《分来倡存》和《淳化阁法帖考正》等；有偏于书写技能的《书法正传》和《汉溪书法通释》以及《书学捷要》等；有偏于书法历史的《玉台书史》和《清代书人辑略》等。值得重视的是影响清代碑学发展的理论三部曲：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以及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这三本书使北碑由顽石而上升为为书法艺术的瑰宝，功绩是卓著的。在书学理论上，都有深邃的创见。

    包世臣提出的“画法、字法，本于笔成于墨，则墨法尤书艺一大关键”是一般人所注意不到的。他提出，“墨法”要达到“纸墨相接之处，仿佛有毛；画内之墨，中边相等。而幽光若水纹徐漾于波发之间”。要“笔墨相称”，“墨到处皆有笔”。这个要求是难以达到而应该力求的。在对书法家的评价上，包、康二人均有偏颇之处，特别是包世臣对他的老师邓石如评价得过高。这种偏颇现象在南朝梁庾肩吾的《书品》之后历代难免，我们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对包世臣《艺舟双楫》的“孳之衍之”，计有《原书第一》等二十七篇。这二十七篇论述给了我们极为丰富的书法知识。例如，《体变第四》对书体变化的论述，描绘出了中国书法史的一个侧面，使我们可以看出整个书法发展变化的概况；《取隋第十一》论述了隋碑之所以足取。其他如《导源第十四》、《学叙第二十二》、《学叙第二十三》等，都论述得具体、深刻而有见地。从理论到实践，对我们都有裨益。《广艺舟双楫》所以具有广泛的影响，并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