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书法

    晋室灭亡之后，出现了南北朝(420～589)对峙局面。不论是南朝还是北朝，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都更换了四五个朝代。南朝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北朝历经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五代。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最久、混乱最长的时代，但在书法艺术领域中取得的成就却是相当辉煌的，南北朝书法有石刻和翰墨两大类，南朝的书法主要表现在翰墨，北朝书法主要成就在碑刻，北碑在书法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南朝书家很多，主流是东晋以来土族文人派书法艺术的承继与发展，而且各代帝王都非常热衷于书法，有些水平颇高。刘宋的书家以羊欣最有名，羊欣书法得王献之亲授，当时有“买王得羊，不失所望”的说法。南齐的书家以王羲之四世族孙王僧虔著称，传世书迹有《太子舍人帖》，摹本流传至今。梁以萧子云为书坛的突出者，他学钟繇、王羲之而又有变化。陈的智永是王羲之七世孙，是王门书派的嫡系传人。

    一、帖学与碑学之分

    南朝书家是东晋遗产的直接的当然的继承人。由于晋代书法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丰硕成果，今体书法涌现了大量的名作名家，遗产十分丰富，因而也就决定了南朝书法以“二王”的“真隶”书法为主流的书风。南朝名家辈出，宋有羊欣、孔琳之、薄绍之、邱道护、谢灵运、虞和等；齐有王僧虔、陶弘景等；梁有萧衍、萧子云、庾肩吾、袁昂等。他们多以草书、楷书见称。

    南北朝时期书法分为两大流派。南朝承袭了晋代不准立碑的传说，因此帖学大兴；北朝没有这种禁令，并且北方历来多以刻石、碑版为艺术，因而碑学兴旺。由于帖是用来书写自然流畅的行草书，而碑刻宜于书写以方严规整为法度的楷隶书体，从而自然形成南北两朝截然不同的书法风格。南朝的书法含蓄而空灵，婉丽而富有逸气；北朝的书法以拙朴、雄浑取胜。

    南北朝虽然有碑帖之别，但从两个朝代的许多作品来看，却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笔画方，有隶意；转角或方笔直折成角，或两笔首尾搭接；结构紧密，有时为了使笔画间的空间相近，故意设计出特殊的借让关系。所以，南北两派书风并不是径渭分明。从晋代到南朝虽然碑少，但并不是绝对没有，如晋的《爨宝子碑》和《杨积府君碑》，宋的《爨龙颜碑》，齐的《吴郡造维卫尊佛记》，梁的《瘗鹤铭》和《始兴忠武王碑》，陈的《赵和造像记》等，其艺术价值之高，完全可以与北碑媲美。

    二、魏碑

    南北朝书法中起承先启后作用的应首推北碑，而北碑则又以魏碑为代表。因此，魏碑成为北朝书法的代名词。魏碑是北魏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艺术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的书法。它继承了汉隶的笔法，结体严谨，笔姿厚重，沉稳大方，雄健挺拔。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

    魏碑有丰碑、墓志铭、造像记、摩崖书、塔铭、幢柱刻经等多种类型，其中尤以丰碑、墓志铭、造像记、摩崖书四种为主，其规模最为宏大，数量最多，书法艺术成就最高。

    丰碑是指北朝时期为了记述平生事迹和歌功颂德而立的石碑。其书体除了《嵩高灵庙碑》所含的隶法较多、风格较古，以及《东魏敬使君碑》较圆柔外，其余都是方峻端整、锋芒毕露，如《晖福寺碑》、《高贞碑》、《张猛龙碑》等。

    在北朝，除了盛行树碑立传外，还兴起了造像之风。造像就需要以文字来说明。河南洛阳南郊的“龙门石窟”是造像记最为集中的地方，现存造像题记和碑碣约3600余件，其中北魏造像记达2000余件。清黄易最早在龙门石窟拓碑四品，世称《龙门四品》，即《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魏灵藏寺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以后又有人拓10品、20品，更多至1500品。现在所流传的《龙门二十品》为北魏时期书法的代表作品，是魏碑书法的精华。

    在碑刻中，造像树立于地表供人观赏，以彰显事迹之用。而墓志铭则多半碑石较小，字体精致，又一直隐姓埋名藏诸地下，不易毁损，出土时完好无缺，弥足珍贵，其代表作有《张玄黑女墓志》、《元羽墓志》、《刁惠公墓志》等。这些墓志铭书法的技法纯熟，艺术上乘，书体多半蕴藉妍华，仅有少数趋于方峻。

    摩崖书是指书刻在峻岭崖壁上的书法作品。由于这些摩崖人迹罕至，壁立千仞，规模巨大，除自然侵蚀外，少受人为破坏，因而能垂之久远。就其内容来分，摩崖书有两大类：一类是以《石门铭》、《郑文公碑》为代表的歌功颂德作品；一类是佛经，如《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