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书法

    汉代(前206～公元220)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是我国书法艺术极其重要的发展时期，至西汉，隶书日臻成熟，字体扁平，隶书的基本特点波笔捺脚趋于明显。汉代碑碣书法，为我们展示了该时期书法的辉煌成就。

    汉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奠基时代，也是汉字书法发展的关键时代。其特点在于造成了一种书法文化的氛围，书家辈出，书体皆备。汉承秦制，在严肃郑重的场合仍沿用篆书。但占统治地位，能代表汉代整体书法风貌的却是隶书。

    隶书，又称为“史书”、“佐书”或“八分”，是继篆书而兴起的一种书体。隶书的出现是今文字的开端，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隶书按其历史发展分为古隶和今隶两个重要时期。

    古隶又称秦隶，是隶书的初创期，指秦和汉代初期的隶书。今隶又称汉隶，是隶书的成熟期和兴盛期，指东汉时期的隶书，是隶书的主要代表。

    古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战国时的楚帛书、竹简、玺印、货币、陶埴、铜器、刻石上就有打破篆书用笔，写法草率，字形扁平，体式简略的字体，这是古隶的先导。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是秦隶的代表。它虽已包含有大量篆书的体势及笔意，但已冲破了秦篆的约束，写来自然随意。西汉的隶书与秦隶无太大的区别，犹有篆意，但明显减弱，已逐步将圆转改为方折，有的字体已呈方形并出现逆入平出，蚕头磔尾和上挑的笔势。笔画的粗细变化十分明显，形体质朴厚重。《五凤刻石》为两汉隶书的代表。此碑年久而剥落，但隶法高古，体势方正，结字茂密，用笔奇放，易圆为方，粗细不拘，章法自然，是篆隶嬗变时期的风貌。西汉末年，完成了隶变的任务，隶书完全成熟。

    隶书进入东汉，发展为全盛时期。东汉隶书是在秦隶和西汉隶书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开始有意识地追求齐整和美观。点画波磔分明，篆意完全脱尽，结体多为扁平、方正，日趋严整精工。波磔分明，左右八分，所以又称为“八分书”，被尊为隶书的楷模。

    汉隶的书法特点是：把横和捺加以强调和装饰，形成波势磔尾；舒展多姿，气象外耀；变弧为直，笔增提顿，变篆书的圆转为方折，有粗细巧拙的变化，势取横势扁方，布列匀称，平中寓奇，多彩生动。

    西汉刻石至今仅见十种左右，大多数都是篆书或具有篆书意趣的隶书，碑石也都比较小，文字简短，大多没有“碑”的形制。《鲁孝王刻石》、《鲁灵光殿址刻石》、《祝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等均在曲阜，大多质朴浑厚，反映出由篆至隶过渡时期的特征。新莽时期的《箂子侯刻石》、《麃孝禹刻石》是带界格的西汉刻石，险劲古仆，饶有奇趣。

    不过西汉刻石同西汉简牍相比，应该是一种滞后的艺术现象，前者不管从文字内容，书体的演变，书法艺术水平等方面来讲，都不能同出土于西北地区和江淮流域的西汉简牍书、帛书相提并论。西北汉简是指我国西北干燥地区出土和发现的汉代竹木简牍墨迹，解放前其出土地区包括新疆古于阗遗址、古楼兰遗址和甘肃敦煌等。1949年以后，又陆续在甘肃武威、甘谷、古居延海和青海大通县发掘出大量的两汉竹木简，其中以居延汉简数量最多，计2000余枚。这些竹木简牍都出自下级官吏和边陲将士之手，用笔多变，波挑放纵，有一种率直的意趣。江淮汉简是指我国长江、淮河流域一带出土的汉代简牍和帛书墨迹。自1972年以来，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凰山和安徽阜阳双古堆以及湖北江陵张家山、江苏仪征胥浦出土了汉代的竹、木简牍。书风温雅，用笔讲究，结构严谨，沉稳多变。

    “汉隶”从广义上说，是两汉隶书的统称，但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使用它的狭义，即专指以东汉碑刻为代表的，具有典型性的成熟的隶书，以区别于半篆半隶的秦隶和西汉古隶以及汉以下的隶书。

    一、汉代书法发展的历史条件

    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6年建立了西汉政权。汉朝基本上承袭了秦制。在文字方面，除了西汉初年的官方文书及重要文献还用小篆书写外，民间的告文典册、契约书信都已全部使用隶书。西汉初，萧何在制定的《草率》中，规定以八体作为学童应试的内容：成绩好的，可以作专门负责文书工作的尚书、史书令史。不过，在八体之中，能切合时用的还是隶书。虽然八体都要学，但隶书最重要，是学习的重点。所谓“史书令史”，就是指擅长写隶书的令史。因此，汉代人又把汉隶叫做“史书”。

    以书取人即是国家的制度，对每一个人来说则是入仕的手段，所以写隶书逐渐形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有些皇帝很重视写隶书，甚至后妃中也有习写隶书的。《汉书》中记载：元帝“多才艺，善史书”。孝成许皇后“聪慧，善史书”。据《汉书·贡禹传》记载，当时曾有这样的俗语：“何以礼仪为，史书而士宦。”

    汉武帝时，文化史上还出现了一个重大事件：山东曲阜的鲁恭王在扩大建筑中，从孔子故居的墙壁中发现古文《尚书》、《逸礼》、《论语》、《孝经》等，全都是秦时埋藏的先秦时用古文书写的旧书。从此出现了今文和古文的分野，掀起了研究文字学的风气。到了东汉，文字学愈益成熟，成就巨大。许慎的《说文解字》便是文字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成就。《说文解字》是一部自秦汉以来文字学研究成果的总结性著作，是我国第一部文字学典籍，为后来文字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本书以秦篆为主，并加上了古文籀文，共收录9353字，重1163．字，每字均作字形、字义和字音的解释和说明，创造了一种从字体结构中考察音义的新体系，并总结了六条汉字构造法则(即“六书”)。它上承西周铭文和战国古文，下启隶书，是研究古文字衍变的媒介和桥梁。

    促进汉代以及以后书法的发展，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原因，即纸的发明和毛笔的改进。一般认为，纸是东汉章帝时的宦官蔡伦发明的。据考古发现的实物和古代文献记载，造纸发明于西汉前期，而蔡伦则是造纸方法的改进者。纸的发明，对于促进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书法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汉代的毛笔较之现已出土的战国和秦代的毛笔，具有一个重大的改进，就是笔头采用了两种不同硬度的毛制成，使之产生刚柔相济的效果。这种刚柔相济，不仅便于书写，而且便于美饰。蔡邕曾说：“笔软则奇怪生焉。”蔡氏正是从毛笔的刚柔相济中感受到了“奇怪”的审美效果。

    二、汉隶与楷书

    汉代书法的发展主要是隶书的发展。隶书是汉代的主要书体，但并不是唯一的书体，更不是静止不变的。就隶书本身的变化来说，西汉时期的隶书基本上还是属于古隶，到了东汉才发展变化为成熟的今隶(又称“八分”)。就书体的变化来说，隶书是向两个方面发展的：一是发展为草书；一是发展为楷书。同时，在楷书、草书之间又产生了行书。

    从秦代程邈对古代隶书整理时算起，经过两汉，在楷书未出现以前，隶书一直是社会通行字体，但其字形在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不断地变化，而且日趋完美。程邈“创造”的秦隶也叫古隶，是没有点画俯仰之势的。隶书发展到东汉日趋工整精致，形成了定型的汉隶。特别是到了汉桓帝、灵帝时期(174～189)，汉隶达到极盛时期。汉隶定型的字体，主要是指此时期的字迹。作为一种固定的书体，隶书因其笔势生动，风格多样，在书法史上被冠以汉隶的称谓。

    定型的汉隶在书法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用笔上，方圆兼用，藏锋、露锋诸法具备；在笔画形态上，出现了蚕头燕尾的特点，长画有蚕头，有波势，有俯仰，有磔尾；在体势上，由纵势变为正方，又变为扁方的横势；在结构上，中宫紧收，笔画向左右开展，呈左右对称的“八字形”。到了东汉顺帝以后，汉隶达到了成熟阶段，其字型“似八字势，有偃波”，根据其形态，又被命名为“八分”。所谓“八分”，即成熟定型了的汉隶。清代书法家翁方纲这样对其进行定义：“八分之义，‘八’别也；言其字左右分别，若相背然。”

    汉隶的形体在此后更进一步发展。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字画上又有了“侧”(点)、“掠”(长撇)、“超”(直钩)、“啄”(短撇)，结体更趋于工丽、严整，从而形成了真书，又叫正楷书，即现代所称的“楷书”。

    三、草书与行书

    在汉隶书法艺术不断成熟走向规范的同时，在社会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书体——草书。所谓草书，就是相对于正书来讲较为草率的字，或称“急就书”——快速写出的字；也可以说是正书的一种“破体”，或说是“俗字”、“异体”。最初的草书即“章草”。章草，具体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至今说法不一。晋代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汉兴而有草书。”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说：“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又说，“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连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后世谓之章草。”有史录记载的章草的开山鼻祖是汉元帝时期的史游。史游第一个采用民间流行的章草书写向皇帝进谏奏章，因此称之为“急就章”。

    章草在书法用笔和结构上保留了隶书字字独立和横向取势的特征，在笔画中采用横笔末笔上挑，竖笔垂露回收，突出波磔的形态。字体给人以灵动飘然欲风的感觉，打破了隶书的规整，笔画回环萦带，圆转不断，顾盼生姿，开始体现了书写者对文字外的追求，这便是书法中的艺术价值——意韵。尽管当时章草的意韵还相当朴素，但正是由于这一开端，才加快了文字向艺术发展的脚步，并逐渐衍生发展成了今草和狂草。

    汉代不仅产生了草书，而且还流行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新书体——行书。唐张怀瓘在《书断》中写道：“行书者，后汉颍川刘镕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以简易……赞日：‘非草非真，发挥柔翰。’”宋《宣和书谱·绪论》中说：“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间者行书有焉……东汉之末，有颍川刘德升者，实为此体……”两者的认识是一致的，不仅说明了行书产生的年代，而且指出了行书的特点。行书的产生，为后代许多书家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尤其是晋代大多数书家都以行书闻名，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作品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四、竹木简牍和石刻艺术

    隶书是汉代的主要书体，汉隶则是汉代书法艺术的特有成就。它上承秦篆的规则，下启魏、晋、南北朝、隋、唐楷书的风范，也是草书、楷书产生发展的基础，实为我国书法艺术的宝贵财富。汉隶能流传下来的，主要是石刻，金文较少，竹木简牍在近代才有大批发现。没有简牍，就难见西汉书法的辉煌。西汉书法最杰出的代表作是简牍。西汉简牍在古代就有出土，据史书记载，晋太康二年(281)在河南汲郡古墓就出土过，后来北周及宋代也陆续有所发现。西汉简牍大规模出土是20世纪的事，特别是在70年代至80年代集中出土了大量的、有较高价值的简牍。西汉简牍的大量出土，打破了“西汉无书”的历史困惑，为我们展现了西汉文明中灿烂辉煌的书法艺术的伟大成就。其中的代表作有在敦煌出土的《流沙坠简》、在内蒙古出土的《居延汉简》、在甘肃出土的《武威汉简》、在山东临沂出土的《银雀山简牍》以及在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三号墓简牍》等。这些简牍表现了雄强恣肆而又天然率真的西汉简牍史，可以说是汉隶的成熟史，也可以说是西汉书法艺术的发展时期。西汉简牍为东汉书法意识的全面觉醒、汉隶艺术高峰期的到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西汉的石刻较少，汉石刻的极盛时期是东汉，但在顺帝之前仍屈指可数，而且其中不少石刻仍是古隶，或是非篆非隶，两体兼而为之。汉碑的极盛时期是在桓、灵帝之际，当时的汉隶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而且树碑之风大盛，所以这一时期留下了最为丰富的书法遗产。平时所说的“汉碑”就是指这一时期的碑刻。仅在桓帝(147～167)、灵帝(168～189)不到半个世纪的时期内，各具特色、富有极高艺术性的名碑就产生了数十种之多。它们风格多样，结体运笔极尽变化。有的结体精致，如《孔庙碑》、《华山碑》、《史晨碑》；有的神韵超逸，如《乙瑛碑》、《曹全碑》；有的遒劲高古，如《夏承碑》、《张迁碑》；有的奇纵有姿，如《石门颂》、《杨淮表记》等等。

    东汉隶碑是两汉书法最优秀的代表，完美地体现了汉朝的时代精神。它以古朴、雄浑、敦厚、宏伟、劲健、豪放的阳刚之美，传达了由于经济空前发达、国势空前强盛、国祚达400年之久远所沉淀的社会普通的人文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