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适草书湘娥诗

    高二适(1903－1977)，原名锡璜，后更名二适。江苏东台人。建国后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精于古典文学研究和诗词。40年代，于右任就赞扬他“书已有成”；20年前，章士钊也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二适先生本无书名，唯无书名，是以独绝。”

    高二适在给一位学生的信中说：“惟欲精研书画，尤在能先识字攻书”，他身体力行，既重视临池，也重视作学问。他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刻苦自励，潜心书学；于文史无所不窥，于碑帖嗜癖如命，而终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等书学著作行世。他还擅诗，与章士钊常有唱和。

    高二适书法熔铸古今，自辟蹊径，到晚年时开拓出一种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独特风格：以魏晋楷行为基础，守钟、王之神韵，得皇象、索靖之精髓，取汉隶之骨格，化扬风子之风采，借宋仲温之姿态；形成一种四分隶、楷，六分行、草的“高体”；而其草书将章草之严谨厚重、今草之典雅俊爽、狂草之飞动纵逸熔为一炉，突破了前人窠臼而自创新路。

    《湘娥诗》为他70岁前后所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这幅作品在用笔上，楷书之提按顿挫与草书之转折牵连并用，线条刚健绰约，“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余裕。”(张怀瓘《评书药石论》)方中寓圆，圆中有方；圆笔婉媚凝炼，稳重坚实，方笔棱角分明，雄强劲挺，骨气全而神气润。如第二行“巫阳”二字，起笔一横几乎就是楷书的横画，然后笔锋暗转直下，那一竖象撑杆跳运动员正在使用的撑杆一般，似乎就要把百余斤的运动员弹过横杆去。而以下笔画的转折牵连却令人眼花缭乱；“阳”字的右边，大的趋势是圆的，但行笔几经转折顿挫，曲折回环，且干笔成之，如枯藤，如屈铁，既流畅又浑重。用墨上，使毫行笔燥润相间，润妍而燥险。仍以“巫阳”为例，起笔较润，渐觉笔燥，到写“阳”的右半时，墨已殆尽，似有似无，但是，最后似有神助，突然又写出浓而润的两撇，承上而应下。仅“巫”、“阳”二字之中就极尽浓淡、枯湿变化之能事，特有趣味。

    布白上，章草与今草的结字法被交叉分合，因字生势，灵活多变，“字字意别，勿使相同”(王羲之《书论》)，一气贯通，字字形断而意连，虽大小错落，斜正相间，皆揖让有致，顾盼生姿；行间时宽时窄，似倚似斜，亦曲亦直，似嫌随便而恰恰妙在随意，密处尤多奇肆，疏处倍添神采，“自然宽狭得所，不失其宜”(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空白少而神远，空白多而神密”(刘熙载《艺概》)，显示出精湛的艺术造诣。如开头，“湘”字写得较密，但其中留有好多大小不同的空间，气息畅通，并不局促，下面“娥”字左高右低，“佳”字左低右高，“丽”字复使两半基本齐平，这样在四字之间错错落落地留出几块空白，气可流动而不漫散，如山间泉水，时跳凸石，时绕枯木，故能作泠泠乐声。“湘”、“丽”两字都是左右两部基本齐平，但“湘”字由四周向中间包围，“丽”字两部相背，“娥”字两边紧抱，“佳”字两部分别仰向对方，“可敬而不可亲”。通过欣赏这幅作品，我们可以形象地理解古代书家们强调的书理：“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王羲之《题〈笔阵图〉后》)

    这幅《湘娥一首》巧妙地运用了章草笔法，特别是吸收了章草严谨厚重的精髓，虽奇纵跌宕而不失规矩。这幅作品虽属今草，但富狂草神韵，章、今、狂统一于尺幅之中，确实是神、气、骨、肉、血，五者俱全的书法“神品”。

    高二适能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绝非偶然，师友的帮助，家庭的熏陶，社会的影响等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从主观上说，最重要的因素则是他那渊博的学识，纯朴的品格和独特的艺术道路。如果仅就其书法道路而言，他的成功又主要得力于善继承、能创新，在发展我国书法艺术优秀传统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和深刻的思想，走的是一条“入古出新”的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