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书法的鉴藏与流传

    一、官府搜求鉴藏与复制

    隋唐官府对书法的收藏，集中于皇室的“密府”。“密府”藏品一部分来自前朝旧藏，另一部分来自私人藏家或民间所有，虽亦有当时的作品，但多数是古代法书。由于战乱或赏赐，“秘府”珍藏时或流入私家之手，私家庋藏也难免或自愿或被迫地献给皇帝。隋唐两代书法名作的流传，与历代大体相仿，总是时聚时散，官私递藏。

    1．隋代内府的征集庋藏

    隋代在建国之初便着手收集书画。隋文帝杨坚于589年灭陈，同时即命元帅记室参军裴矩与高颍接收陈的法书名画，共得八百余卷。迁都洛阳之后，隋炀帝杨广在观文殿后营造了。两座建筑，东曰“妙楷台”，庋藏法书；西曰“宝迹台”，收藏名画，以便随时观赏。当时所藏的法书名画都由江总和姚察等人署记。后来，炀帝巡幸扬州，还忘不了携带两台所藏的大部分书画，行至中途，船只沉没，所载书画也大半丧失。残余部分在炀帝被迫自尽后，先后归宇文化及和窦建德所有。那些仍保存于东都两台的书画，则成了在洛阳发动政变的王世充的私人所有。

    2．唐高祖内府的收藏

    唐高祖李渊在建立唐王朝的过程中，陆续把隋代两都的书画收藏以及为窦建德、王世充所获的作品，一律收入御府，奠定了唐王朝皇家收藏的基础。稍后，又增入了一些原属私家的藏品，有的来自查获，有的得于进献。已知左仆射萧踽进呈了十三卷；许善心献出了三卷；高平县行书佐张某呈上十卷；褚安福进献了四卷；得之于杨素的有二十卷。据贞观十三年(639)朱景玄的统计，当时“秘府”、佛寺和私家所藏书画，计298卷，其中的绝大多数当是皇家藏品。

    3．唐太宗内府的收藏、装褫、鉴识与复制

    唐太宗李世民，不但是一个富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也颇爱书画，尤爱王羲之的书法。还在他是秦王时，即注意收藏书画，并由薛收、褚亮、虞世南等跋尾押署。在他登基之后不久，贞观六年(632)，曾下令整理御府钟、王等人法书真迹，得1510卷。随后又千方百计征集名作，对王羲之书法的搜求更是不遗余力。据何延之记载，当萧翼在房玄龄推荐下为唐太宗收来《兰亭序》后，唐太宗以为房玄龄举得其人，赏给彩锦千缎，为嘉奖萧翼之功，拜他为员外郎，加入五品，并赐银瓶一个，金镂瓶一个，玛瑙碗一个，其中都装入珠宝。还把御厩中的两匹良马及其宝装鞍辔赏给萧翼。同时赐给房、萧二人庄宅各一区。对于老和尚辨才，稍后也赏与三千段缎，三千石谷。由于唐太宗实行了非常优厚的书画征集政策，所以法书历代不断进入内府。据徐浩记载，内府中钟繇、张芝、张旭、大小王的书法竟多至四百卷，其他汉、魏、晋、宋、齐、梁、陈的杂迹亦多达三百卷。

    太宗内府所藏法书，往往重加装裱，据卢元卿记载，内府所得王羲之真迹，真行草二九〇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四〇纸，装为八十卷。其装裱格式，多以镂牙轴、紫罗襟，以区别于青绫檩、玳瑁轴的梁朝旧装。装成之后，并以“贞观”二小印押缝，在历代帝王鉴藏印玺中，开风气之先。太宗初年，置弘文馆，用以钤押书法者为“弘文之印”，其印甚小。唐太宗命当时著名书法家起居郎褚遂良、校书郎王知敬等监领装褫并进行鉴识，曾在名作后题署签押的人员还有李德颖、平俨、苏勖、韦挺、长孙无忌、霍土廉、魏征、侯君集、杨师道、李大亮、唐俭、刘德威、冯长命、唐皎、姜行本等。这些所谓鉴识人，主要是见证人，还未见得均是鉴定家。他们的签押跋尾虽在于标志监领重装的职责，但却影响了后来勃兴的题跋与观款。当时内府的鉴定工作主要由虞世南与褚遂良负责，据言，褚定法书真伪无一舛误。此时待诏文林馆的李怀琳，则善为伪迹，是个作假能手。

    太宗对书法流传的一大贡献是将王羲之的真迹复制出来。这样，在印刷术与照像术尚未发明的当时，对于传播优秀书法，供人学习，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他在喜获《兰亭序》之后，曾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响拓数本，赐给皇太子、诸王与近臣。所谓拓书人实际上是以响拓方法复制书法名作的工匠；拓书人汤普彻曾奉命复制《兰亭序》赐房玄龄等人，就工作之便把自己多余的复制品偷偷传出来，从而使更多的书法爱好者看到了只减真迹一等的《兰亭序》。

    4．唐高宗与武后内府的庋藏赏赐与张易之的伪作

    唐高宗李治继承了唐太宗以拓书赏赐臣下的传统，曾敕冯承素、诸葛贞拓《乐毅论》及杂帖数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从此，在宫禁之外，也有《兰亭序》以外的书法复制品流传了。

    武则天时代，仍然以法书拓本作为赏赐，据武平一记载，他幼时生活在宫中，一次看到武后提阅几轴法书，准备拓出以赠藩邸，为此由宫人取出六十余函，每函有二十余卷，另有一小函，约装十余卷，中有扇书《乐毅论》、《告誓书》与《黄庭经》。武平一曾问女官，是否就收藏这些函，回答说，不知道还有多少。就此可知，宫人取出的百三十余卷不过是法书收藏中的精品罢了，其总的收藏量，较之唐初又有很大进展。不过，因为武后宠幸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得以奏召天下画工修整内库书画，使工人各施所长，精意摹写，仍旧装裱起来，与原作一毫不差，进而以假当真，还归内府，把真迹自己留下来。

    5．唐中宗内府收藏的流散

    唐代内府的书画收藏自唐中宗李显的神龙年间(705～707)开始因贵戚得宠宫禁松弛而流出宫外。这是唐代御府书画的第一次流散。据记载，先是中书舍人宗楚客从中宗手里要来了王羲之父子的真迹二十卷，他得意洋洋，装成了十二扇屏风，遍示同好，致使薛收、崔浩、卢藏用羡艳垂涎，饮食不安。中宗女婿武延秀亦颇动心，便怂恿妻子安乐公主向中宗索取。中宗见公主颇有怨艾，为了使掌上明珠满意，几乎尽其所有全部赐给了武延秀。武延秀又大加炫耀，终于使太平公主也获得了五帙五十卷的赏赐。左右宰相也得到了各三十卷，将军们得到了各十卷。从此，内府收藏多落入贵戚与官宦之家。太平公主所获得的名迹中，有王羲之的《乐毅论》等巨迹，她也仿效太宗用印，刻制了“三藐母驮”四字梵音印章。

    6．唐玄宗内府的搜访复制与赏赐

    唐太宗之后，又一个高度重视征求书画使得内府收藏蔚然如云的帝王是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五年(717)，他即位不久，已收到大小王真迹一五八卷，其中大王楷书三卷，行书一〇五卷，草书一五〇卷，小王书三十卷，其中楷书二卷。玄宗内府搜求来的书画，部份保存了张龙树、王行真等人的原装，大部分由陪戎副尉王思忠或王府大农李仙舟重装，监装并押署的鉴识人有王知逸、刘怀信、陆元悌、魏哲、褚无量、姚崇、马怀素、冯绍正、陈义与尹奉祥等人。这时不少著名法书经过换裱，换裱中分一卷为两卷，割去前代名人题署，以陆元悌等人的题署取而代之。所用印章则有唐玄宗的“开元”小印。这时设有集贤院，负责书画征集与摹制事宜，该院曾由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大学士张说主事，张说于开元十八年(730)去世后，改由中书令萧嵩为大学士，让他搜访二王法书。萧嵩在滑州司法路琦家发现贞观年间杨师道进呈太宗的王羲之楷书扇书一卷，进呈之后，玄宗大喜，犒赏他与路琦绢二百匹，同时还令集贤院把此件拓赠太子以下。在此之前，玄宗也曾以内府所藏真迹响拓赏赐臣下。如开元十七年(729)即以大小王真迹等交付集贤院拓二十本赐皇太子诸王，为此足足复制了两年，原作在开元十九年(731)才收回内库。

    玄宗对书画的竭力访求收集，也导致了意外的书画灾难。凡属私藏名迹又未及时陈奏者，免不了惧罪销毁书画。前述张易之、张昌宗以伪作偷换的内府真迹，在其被杀以后为薛稷所得，薛死后又归于玄宗之弟岐王李范。李范开始没有申报进献，后来畏罪全部焚毁了。这是封建时代官私争藏引起的无法避免的损失。

    7．唐肃宗以后内府收藏的衰落

    唐肃宗李亨即位后，内府收藏已颇寥寥。于是继续任命徐浩为搜访书画使，重新收集到二王法书二百余卷。乾元三年(760)张怀瓘指出，当时天府所藏大王楷书不满十纸，行书数十纸，草书数百纸，共二十八卷。或者也是重新收集而来。其后，肃宗又任命御史集贤直学士史惟则奉使访求书画，所至悬赏以待。更惟则在赵城发现了安禄山从内府中劫夺而去的扇书《告誓》等四卷，二王真迹四卷，持归进献，肃宗赐绢百匹，并予以提升。由于肃宗急于扩大皇室收藏，赏赐优厚，所以收买伪迹而讨官延赏者比比皆是。后来随着边防战事，书画又再度散失。宪宗李纯时代，虽然尚有张弘靖进献的书画名迹，但皇室收藏似已远不及贞观、开元之盛了。

    五代十国期间，北方五代纷争，官府收藏状况已不得而知。江南十国中，南唐后主李煜内府的收藏是十分充实的。其中有不少来自前代内府。宋初，江表初平，赵匡胤曾派苏大参搜访名贤书画，得到千余卷南唐内府所藏名迹。赵匡胤又以上百卷赏赐给枢密楚公，所赐书画卷中往往有唐人的跋尾，就此可知南唐御府收藏的来源正是唐内府。后主内府所藏书画，多押有“建业文房之印”、“内殿图书”、“内司文印”、“内合同印”、“集贤院御书印”与“集贤院御画印”，有的题上画人姓名，有的有押字，有的还题有歌诗杂言。其装裱则织成大回鸾、小回鸾、云鹤、练鹊，以墨锦裱饰，提头多用织成带，签贴多用黄经纸，背后多书鉴装褙人姓名及其所题品第。

    二、私家收藏与市场流通

    1．隋与初唐的私人收藏

    隋唐的私家收藏，盛于玄宗以后。此前亦有不多的私人藏家，但记载缺略。

    隋代藏家有杨素，唐初有萧踽数人。太宗武后时代，王方庆是个收藏王氏祖传法书的大藏家。他本系琅琊王氏后代，所以获有秘藏。在太宗时，其父曾进献从伯祖王羲之书四十余纸。及至武后向他寻访王羲之真迹时，又将王字一卷、十一代祖王导、十代祖王洽、九代祖王殉、八代祖王昙首、七代祖王僧绰、六代祖王仲宝、五代祖王骞、高祖王规、曾祖王褒、以及九代三从伯祖王献之以下廿八人书法十卷进献。武后在武成殿上遍示群臣，模写后对原件加宝饰锦缯退还。并令中书舍人崔融作《宝章集》记其事，举朝以此为荣。张易之、薛稷、徐峤亦为唐朝有名藏家。

    2．盛中唐及其后的私人收藏

    盛唐以后，私人收藏家渐多。收藏较富者在盛唐时代有钟绍京、窦缵、李造、席巽等人。钟绍京武后时已经在鉴别书法真伪方面出名，开元初年以工书直凤阁，至开元十五年(727)任少詹事，活了八十多岁。窦缵为著名书法家窦蒙的伯父，任邻王司马，开元、天宝前已经活动。李造，为李唐宗室，官至右史。席巽，安定人，官至右补阙。窦蒙指出，当时名品或萃傅岩(钟绍京)而会颍川(窦缵)，或归右史(李造)而入补阙(席巽)，就此可见他们收藏之富。中晚唐富于收藏者，则为张嘉贞祖孙、张怀瓘兄弟、窦泉兄弟、李勉父子、韩愈、李德裕等。张嘉贞为著名书画史家张彦远的曾祖，其子张延赏、孙张弘靖，均多收藏。张怀瓘是盛唐时代著名的书画史论家，其弟张怀瓘与兄同事收藏。窦蒙、窦泉兄弟均是书法史论家，亦多收藏。李勉官司徒，与张嘉贞为友，其子李缵、李约均与张家为世好，喜收藏书画奇珍，卢元卿引述工部侍郎韦述的话说，贞元十一年(795)正月，他曾在京官郎中窦兴化宅中见到王庾书与钟会书各一卷，武都公李造押名，又两卷并古锦檩玉轴，每卷十余人书，内一卷开皇八年押署，有内史薛道衡署名。张彦远先世虽家富收藏，但其祖父张弘靖不慎得罪了宦官魏弘简，魏弘简无以报复，便报告唐宪宗张家富有书画，宪宗于是下旨索取，张弘靖不得已把家中珍藏的钟繇、张芝、卫瓘、索靖法书真迹各一卷，二王法书真迹各五卷，魏、晋、宋、齐、梁、陈、隋杂迹各一卷献给了皇帝李纯。到张彦远出生以后，家中收藏已寥寥无几了。张弘靖与他的侄子张谂与李勉父子相友喜善，李家喜藏魏晋名迹极多，主要是小幅，后来李约在江南又获得了萧子云的飞白书“萧”字。李约带回洛阳以后，送给了张谂，张谂为此筑成“萧斋”，张弘靖还专门写了“萧斋记”。

    盛唐及其后的书画收藏家还有：徐浩、潘履慎、蔡希寂、窦绍、滕异、李泌、陆曜、僧肭、高至宜、晁温、崔曼倩、赵微明、关伪、薛邕、郭晖、潘寂、袁明、张从申、张惟素、萧祜、周昉、李方古、卢元卿、王涯等。这些私人藏家之购求保存书画名作，大多出于玩好，并不过多考虑其经济价值，或不惜破费重金而耽贫自乐，或不拘一格广取博收，或专收某一类别的精品。对保存法书名迹客观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唐代书法收藏家开始使用鉴藏印记。润州刺史赠左散骑常侍徐峤有“东海”二字印，其子吏部侍郎会稽郡公徐浩及浩子徐用“会稽”两字印；议郎窦蒙用“窦蒙审定”印，其弟范阳功曹窦泉用“窦泉印”；起居舍人李造用“陶安”二字印，张怀瓘兄弟用“张氏永保”印；张嘉贞用“河东张氏”印，其子张延赏用“鸟石侯瑞”印；其孙张弘靖用“鹊瑞”印，李逸用“李氏印”，其子李约用“约”字印；韩滉用“滉”字印，相国邺侯李泌用“邺侯图书刻章”；王涯用“永存珍秘”印；周昉用“周昉”姓名印。他们的鉴识印记多种多样，或取郡望，或取官职，或重在审定，或旨在收藏，可以说已具有后代私家鉴藏印的轮廓了。当时人们已开始根据上述识鉴宝玩家的印记来判断作品的真伪优劣，对图章的辨伪方法可能也已产生。

    书法作品的装裱不仅可为作品生色，亦便于作品保养，唐代的藏家已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视装背裱轴，而且各有不同方法。如张彦远家装裱作品时，煮浆糊必去面筋，使之稀缓得所，并掺入少许研细的薰陆香末，以便防虫蛀而牢固。李勉家装裱书画在浆糊中加一点蜡，使之密润。对于书画轴的材料，唐以前每用杂宝，易于剥坏，这时认识到一要不伤作品，二要香洁去虫，所以主张以镂沉檀为轴头，或裹鼊束金为饰，尤喜用白檀身，小轴可用白玉，其次水晶，再次琥珀，大轴则用杉木漆头了。

    3．唐代书法的市场流通

    由于皇室与私人争相收藏，所以法书作品也更多在市场上流通起来。辽东人王昌、杭州人叶丰、长安人白颖、洛阳书贩杜福、刘翌、齐光、赵晏都是留下名字的书画商人。贞元(785)以后，适应私家购求的需要，书画商更加活跃起来，孙方颙与其子孙盈都是很有眼力的商人，给张彦远家买得名迹不少，因而受到了藏家的重视。当时的书画商“手揣卷轴，口定贵贱”，价格极为高昂。玄宗时代，张怀瓘作《书估》，把钟繇、张芝作品为中估，以为价值千金。开元十年(722)时何延之指出：“今赵模等所拓《兰亭》一本尚值钱数万也。”

    4．五代的私家收藏与装裱

    五代的私人鉴藏家以后梁的驸马都尉赵嵒与将军刘彦齐最为著名。

    赵嵒擅鉴赏，在唐末即被推为至鉴。他遇有购卖书画者，总是高价购入，不计较要价多少，于是购卖书画者纷纷闻风而来，又因为他身为贵戚，依附者也多以法书名画进献，所以他的收藏量达五千余卷。在他的门客中，胡翼是他的私人鉴定家，每每参予品第所藏作品的优劣。

    梁千牛卫将军刘彦齐身为贵族，藏书画亦多，不啻千卷。其数量虽不及赵嵒，而鉴别能力颇与赵氏抗衡。当时有这样的说法：“唐朝吴道子之手，梁朝刘彦齐之眼。”至今把擅长书画鉴定者称为眼睛，溯其来源，即本于此。刘彦齐还善于复制作品，他借阅别人的名迹，往往手自传模，留下真的，却把假的退还。这是继张易之之后又一个作假的人，所不同者，张易之是组织别人搞，他则是亲自动手的作伪者。

    中国书法的装裱形式在五代仍沿袭唐制。这时仍无挂轴，只有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