瘗鹤铭

    《瘗鹤铭》，摩崖刻石，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无年月可考。世传为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所刻。其石旧在镇江焦山西麓之石壁，中唐以后始有著录。北宋时，长江水位增高，春夏水涨时其刻几乎淹没，秋冬水落方可捶拓，而宋元人拓此铭不求全，故往往有数十字即称难得。然字虽少，却精满神足，跃然纸墨之间。北宋末南宋初，其刻遭山崩而坠入江中，石碎为五。其中一石向下俯卧，捶拓虽极不易，但因受江水冲刷较少，笔道清晰，宛如真迹，较其它诸石为胜。其时所拓者，后世谓之“水拓本”或“仰石本”，又以宋擦墨传拓本为罕见精品。南宋淳熙间(1174一1189)，水中刻石被取出一块，凡20余字。清康熙十二年(1673)陈鹏举又募工将剩余四石粘合为一，移置至焦山定慧寺壁，尚可得字凡90余，其拓本(出水之初拓本)亦即今日所说的“五石本”或“旧拓本”。另有一“填拓本”，系清末焦山寺僧人鹤洲(一称六舟、鹤舟)所为，盖字口用小扑包任意拓成，笔道虽较清晰，然与旧拓相较，不啻天渊之别。今焦山残石尚存，但因久浸水中，字多漫漶，加之后人剖剔，笔道更显臃肿，较之水前精拓，已不可同日而语。

    关于《瘗鹤铭》的时代及书楷者，千余年来，聚讼纷纭。唐孙处元、宋黄庭坚、苏舜钦以为晋王羲之书；欧阳修以为唐顾况书；亦有主陶弘景、颜真卿、王瓒、皮日休为书撰者，众口异辞，莫衷一是。北宋末李石《续博物志》卷八载：“陶隐居(弘景)书自奇，世传《画板帖》及焦山下《瘗鹤铭》皆其遗迹。”自此以后，历代著述，从南宋黄伯思以至清末康有为凡数十家，皆景从其说。如清人汪鉴曰：“焦山瘗鹤铭书撰者姓氏自宋迄今纷无定论，然指为陶隐居者十之七。”钱大昕《潜文堂文集》更断为：“自黄伯思定此铭为陶贞白(弘景)书，后世罕有异论。”但宋董《书黄学士瘗鹤铭后》、明安世凤《墨林快事》及孙《书〈画跋〉跋》则载有辨异，亦甚有见地。故《瘗鹤铭》究为何人所为，至今仍不能定论。

    《瘗鹤铭》铭文系就摩崖而书，字之大小悬殊，行间布白呈纵放疏宕之势，向为书家所重。黄山谷曾潜心于此，刻意临摹，深得其变化之妙，尝言：“大字无过《瘗鹤铭》”，“《瘗鹤铭》，大字之祖也”。山谷认为书撰者为王羲之，直以《兰亭叙》比之：“结字而无间，《瘗鹤铭》近之，宽绰而有余，《兰亭》近之。”今按铭文中“厥土”、“势”诸字，确与王书有一脉相承之处。然以小字笔法精到比之，亦不减《黄庭》小楷，王虚舟(澍)于是跋云：“其书法虽已剥蚀，然萧疏淡远，固是神仙之迹。退谷所谓字体宽绰，具古隶，锋棱虽刓，精光莹者，大字如小字，唯《鹤铭》之如意指挥，斯足当也。”翁方纲跋宋拓《瘗鹤铭》卷后亦云：“……昨见《黄庭》肥拓本，憬然大字勒崖初。”刘熙载《艺概》则说：“《瘗鹤铭》用笔隐通篆意，与后魏郑道昭书若合一契，此可与究心南北书者共参之。”又云：“《瘗鹤铭》有楷隶笔。”即以其“举止历落，气体宏逸”论之，识者亦觉鹤铭之高韵，堪与《石门铭》並驾，“蝉蜕尘滓，书中之仙也”(朱剑心《金石学》)。《瘗鹤铭》结体茂密，用笔浑厚而意态舒展，且体兼众妙，略带篆隶，行书意趣，上承秦汉遗风，下启隋唐新局，迹象显明，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拓本中以“未遂吾翔”之“遂”、“吾”二字右半微损，“固重”之“重”字未损者为宋之水拓本。晚明拓本“遂”、“吾”二字残损比宋拓稍过，全石字画亦已微现削落。清初出水后旧拓本，“遂”字左半损，“吾”字损半。影印本以罗振玉印杨宾藏张效彬等跋本、日本博文堂印王文治跋本为最。近四川美术出版社、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已将清初旧拓本影印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