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法的鉴藏与流传
一、清代书法款式、印记
清代书法的题款
1.清代书法的题款,形式比前代更趋丰富,也更讲究艺术性。康熙以后,几乎没有不署名款的,极少无款作品。因清代崇尚书、画、印三位一体,具体到每一幅作品上,名款除了姓名、字号、岁数、年月外,还有类似押的款字,如“八大山人”、“牛石慧”等。本人的其他题款,也多种多样:有署受赠者名字的,称“应酬款”或“上款”;有在作品本幅上题诗词的,曰“题诗款”;有写长篇题记的,占本幅三分之一或一半以上,石涛、朱耷、扬州八怪等都善写这样的长题款;有将题款夹杂在画中的,使书画融成一体,郑燮、吴昌硕最擅此道;有一题再题的,称为“多题款”,石涛、郑燮、高凤翰等作品多有此种形式。至于写满幅面的“落花款”虽不多见,也以新奇款式出现。
他人题跋较之前代增多,同时代人的题诗、题记有写在本幅自题附近的,也有书于拖尾上的。后人题跋则多写于尾纸、隔水、裱边、副页,惟乾隆多题于幅面正中。标题和题签至清中叶以后也逐渐具款,有时还有上、下款。
2.印章在书法中的运用,至清代也更加普遍。本人印章,至清中期以后,几乎款、印异用,很少不钤印记的,有的不署名款也必钤印,如叶欣的一些作品,就是靠印记认定的。印章除姓名、字号、别号、室名外,还刻一些闲章,以表本人心迹意趣,如金农的“淡澹生真趣”、郑燮的“七品官耳”、“无法之作”、吴昌硕“先彭泽令弃官五十日”等,印文除小篆外,古籀金文之类的古文渐多。印质多为石质,也有木质,铜、玉印几乎不用。印色全为油印。至于收藏印记钤盖更是普遍,一幅名作,多至上百方藏印,皇家印玺更是乱钤滥用,以至破坏了画面。
3.书法材料。清代用纸沿袭明代后期,随着写意画的盛行,生纸大量运用。也有经过加工的特制纸,呈现鲜明时代特色的有:泥金纸,明天启、崇祯年间出现,用至清中期,呈赤黄色,经久不变,道光以后,变为淡黄色,遇湿变黑,质量远不如前,多用于对联;“云母牋”,始见于明中叶摺扇中,清康熙中期以来,摺扇尽用此牋,唯金面较少,至清末,已无云母,只刷轻矾,成为纯粹的矾纸;粉笺纸和腊笺纸,清康熙至嘉庆年间大量出现,有无花的,也有描上金银花纹的,宜于书写,刘墉、黄易、梁同书等书法家多用此纸写字;另外还有极熟极薄的矾纸“蝉翼纸”、交织着斜纹的厚纸、洒上细密的小金片的“虚白斋纸”等等。
至于绢帛,清代书法画中用得不多。明末流行的素绫一直沿用到清初,王铎、傅山书法作品中多见。清代出现的“库绢”,质地粗糙,绢面加上各种颜色的粉浆,有的还画上各种金花、粉花,或撒上大小金片、金星,汪由敦、董诰等常用于写字。清代后期,“库绢”的质量更见下降,在很稀薄的白素绢上加重胶矾再加工碾光的绢,也不透墨痕,用于书写很难顺手。
4.装裱形式。清代沿袭前代,又有所变化。手卷用绫、绢或纸来装裱,有撞边、套边和转边等形式;用藏经纸撞边装裱的叫“仿宣和装”;手卷尾纸都比前代长,便于保护。立轴一般是两色绘绢圈(或绫圈)绫天地,或者三色绘绢圈(或绫圈)绫天地加副隔水,绶带颜色大都与副隔水一样;亦有仿宣和装的,上为绫天头,中有绶带,下边框接本幅,幅下又有边框和地头;还有用绢(或绫)整挖或镶一色的;除了单幅立轴,画幅还出现了二幅乃至十二幅一组的“通景屏”和以八、十、十二为一堂的组屏,字轴则出现“对联”和“龙门联”。册页多用绢或绫装裱,有挖裱和镶裱之分;有裱成成本的册页,也有单页的对折裱;往往是先裱后画,故纸都有浆矾。
清代装潢形制,还因地区、对象不同,呈现各自特色。清代宫廷装裱具有特殊风貌,一般说装潢比较富丽堂皇。清代前期,用料、技术、形式都十分讲究,卷、轴的天头绫多为淡青色,副隔水多为牙色绫,近书芯处多为米色绫,立轴都有两条绶带;图案多为飞鹤,立轴天杆上的圆曲曲是定制的,绦子用黄色的丝编织,扎带用黄色的板绫,轴头多紫檀、红木。手卷的套边颜色较深,手卷带的花纹多为海水江牙。至嘉庆以后,质量逐渐降低,立轴的天杆变粗,有的已不用紫檀、红木,做工也比较笨拙。绦子、扎带都不如以前细密。裱绫也织得稀松,除飞鹤外,出现了凤的图案。这种宫廷装及前后期变化的特征都十分明显;也有比较简易的裱件,如绫裱粉笺对联、次等锦裱的“寿屏”,在装裱店铺集中的苏州、北京、开封等大城市,还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特色。
二、清代内府收藏与鉴定
1.内府收藏
清代皇家收藏较之私家丰富得多,而且数量超过前朝。在明末清初之际,流散在各地的书法,已有一部分为清室所收集,以后许多私人鉴藏家的藏品也陆续归入内府,如著名鉴藏家梁清标、高士奇、安岐的收藏。至乾隆朝,所搜集书法的数量已相当可观,存世的唐、宋、元、明名迹,几乎收罗无遗,这些藏品,大多编入《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正、续编,至嘉庆时,又续编三编。从这些著录书所记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清代乾隆时期的皇家收藏,是继宋徽宗宣和内府后的最大一次集中。
乾、嘉以后,搜集的珍品大不如前。随着政局的动荡,清宫秘藏还遭到了几次大的劫掠和外盗。一次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入京,将圆明园所藏珍品洗劫一空,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进入皇宫,宫内收藏再次遭到劫夺,损失更加严重。及至1911年清帝逊位,溥仪又将一千二百余件书画精品盗运出宫,后来陆续在东北散失。至清末民国初,清内府藏品佚失相当数量,从《故宫已佚书画目录四种》中可知梗概。
2.内府藏品鉴定
清内府的书法藏品,均经专人鉴定,尤其在乾隆朝,曾数次组织书画名家和鉴赏家对藏品逐一进行鉴定和品评,并区别上等、次等,分详简逐一著录。在皇室指定的鉴别、编纂者中,不乏精于鉴赏之人。如乾嘉时的张照、梁诗正、董邦达、励宗万、阮元、胡敬等人。但乾隆皇帝酷爱书画,本人以鉴赏家自居,往往喜欢自加品评,在画上题诗,加盖鉴藏印记,这些书画经他品定后,别人就很难再发异议。然而,他实际的鉴定水平并不高,因此经他过目品评的藏品,反而真赝相混,优劣不分。故而,乾、嘉时奉敕编纂的《石渠宝笈》、《秘殿珠林》数编,尽管内容记述详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但在真伪鉴定方面,是不足信的。
3.内府鉴藏印记
清内府藏品多钤有皇室收藏印,以乾隆钤印最多,乾隆内府钤印,有一定格式,但乾隆经常随心所欲,突破规定,因此变化也很多。一般说,入选《石渠宝笈》或《秘殿珠林》正编的钤五玺:本幅右上“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二印,中上“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形)一印,左方“乾隆鉴赏”(圆形)、“石渠宝笈”(或“秘殿珠林”)二印。选入重编的精品加钤二印,“秘殿新编”、“珠林重定”(或“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称“七玺”。藏于以下五处者再加钤一印,或“乾清官鉴藏宝”,或“养心殿鉴藏宝”或“重华宫鉴藏宝”,或“御书房鉴藏宝”,或“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称“八玺”。有时也减至一玺、三玺,有时又加钤“寿”、“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等。嘉庆时亦仿五玺、七玺格式钤印,至清末钤宣统一二印玺,所钤印记大为减少了。
一、清代私家收藏
1.私人鉴赏家
清代私人收藏家很多,尤其在明末清初之际,许多流散的古代书画珍品,尚未进入清宫内府,而被各地私人藏家收集,遂出现了一些收藏甚富的大鉴藏家,最负盛名的当推梁清标和安岐两人。
梁清标(1620~1691),字玉立,又字棠村,号蕉林,又号苍岩,直隶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翰林,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擢保和殿大学士,二十七年(1688)任相国。工书法,喜鉴藏,收藏古书画有“甲天下”之称。他在清初收到了一大批宋元的法书名迹,大都是稀世之宝。他的鉴赏能力很强,凡经他钤印盖章的书法,几乎都是真迹,其中既有完好无损、流传有绪、见于前代名家收藏、著录或题跋的名作,也有敝旧、生冷、未见著录、无前代名贤题记的作品。梁清标具有独立鉴定判断的眼光,当然,也存在极个别的失误,如宋黄庭坚《千字文卷》,实为南宋人伪作,梁误定为真迹。但很多确系真迹的宋元名作,都曾经他收藏,可惜他没有留下著录书,无从窥见他藏品全部和对鉴别的见解。
梁清标的鉴藏印记,从存世作品中悉知有“梁清标印”、“棠村”、“河北棠村”、“蕉林”、“蕉林书屋”、“苍岩子”、“冶溪渔隐”、“玉立氏印章”、“观其大略”、“家在北潭”、“净心抱冰雪”、“无垢”等。他用的印章、印泥都十分精良,不易仿制,故仿者很少。其装裱形式和用料,也有自己特色,据吴其贞《书画记》云:“扬州有张黄美者,善于裱褙,后为梁清标家装”,可见梁曾请专人为他裱褙书画。经梁氏收藏重裱的书法,立轴多用碧色云鹤斜纹绫天地,米黄色细密绢圈,有些用副隔水,有些不用副隔水,视书幅长短而定。绶带与副隔水或绫、绢圈同色,包首用淡黄色绢,轴头用红木或紫檀制成。手卷则仿宣和装,隔水、天头都用云鹤斜纹绫,精选较好的旧锦做包首,白玉别子和轴心。重裱书法都有梁氏亲笔题签,当然,也有一些是一般的装裱样式。
安岐(1683~?),字仪周,号麓村,亦号松泉老人。原为朝鲜人,先世入旗籍,居天津,本人在扬州从事盐务。他学问渊博,尤精鉴赏,收藏书画之富,甲于海内。乾隆八年(1743)61岁时,写成著录书《墨缘汇观》。从书中序文中悉知,他为征集这些书画,花费了几十年心血,此书即为他全部藏品的著录。从所录作品看,上自三国魏晋,下至明代末期,收藏范围要比梁氏丰富,其中有许多历代精品。钤盖鉴赏印者,多为真迹。安岐所以藏的书法名迹大都是完好而不敝旧,并经过历代名家收藏和著录,有前代名贤的题跋或歌咏,属于流传有绪者。尽管这样,他也有认假为真的情况。在他晚年的时候,收藏中的精品大部分转卖给了乾隆皇帝,进入内府,其余的也流散江南等地。他的主要鉴藏印有:“仪周鉴赏”、“麓村”、“安氏仪周图书之章”、“安岐之印”、“安仪周家珍藏”、“朝鲜安岐珍藏”、“朝鲜人”、“翰墨林”、“无恙”、“心赏”、“古香书屋”、“恩原堂”、“御题图书府”等。著名收藏品见于《墨缘汇观》。
两家而外,著名的鉴赏家还有高士奇。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赐号竹窗,浙江平湖人,官至礼部侍郎。工书画,精考证,善鉴赏,收藏名迹甚富,留有著录书《江村消夏录》、《江村书目录》。《江村消夏录》三卷,录所见书画,每卷以时代为序,考其源流,记录尺寸、质地、印鉴、题跋、画面内容等,间加评语,在体例上比较精密,为后世诸著录书所仿效。但对作品真伪多未评定,许多作者明知的赝本也充塞其间,看来是有意混淆视听。《江村书目录》为高士奇手订本,后人付梓刊行。由于是自己秘藏底帐,故而对每件作品的真伪、优劣、品评都十分明确。《江村消夏录》中未加任何说明的作品,“书画目”中均有鉴定评语,此书一卷,分九类。其中进呈内府和馈赠亲友的“进”、“送”两类,均注明赝迹而且价值低廉,永存秘玩则是真品而且价值昂贵,属于特等精品。因此,他进呈皇帝的书法几乎全是假的,曾遭到当时言官弹劾。常见的鉴赏印记有:“士奇”、“澹人”、“竹窗”、“生香乐意斋”、“萧兀斋”、“简静斋”、“蔬香园”、“红雨轩”、“郎润堂”、“高氏岩耕草堂藏书之印”、“高氏江村草堂珍藏书画之印”等。
孙承泽(1592~1676)是堪与高士奇相匹的鉴赏家,字耳北,号北海,又号退谷、退谷逸叟、退谷老人、退翁、退道人,山东益都人,明崇祯进士,入清官至吏部左侍郎。富收藏,精鉴别,著有《庚子消夏记》。此书八卷,为作者所藏书画的著录书,一至三卷为晋唐至明书画真迹,四至七卷为古石刻,八卷为他人藏品寓目记。所录以题跋为详,在议论中间有考证,鉴裁精审,评论精到。他所收法书名迹有孙过庭《书谱》、黄庭坚《松风阁诗》等。常见鉴赏印记有“退翁”、“孙承泽印”、“退谷老人”、“思仁”、“深山闭户”等。
清代迄至民初,较著名的鉴藏家还有曹溶、宋犖、毕泷、毕沅等,但未见著录书存世。有著录的鉴藏家有姚际恒、孙星衍、陶梁、胡积堂、梁章钜、潘正炜、韩泰华、蒋光煦、孔广陶、沈树镛、李佐贤、方潜颐、葛金娘、顾文彬、陆心源、邵松年、裴景福、庞元济等,从他们著述中可了解其收藏情况及鉴赏水平。其中较重要的著述有:
梁章钜《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尾》,成书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计二十卷,一至五卷金石,六至十卷书,十一至二十画,书的鉴审胜于画。作品尺寸、题识、印章记载未详,但附书画家小传和品评,对收藏源流考证颇为详审。
韩泰华《玉雨堂书画记》,成书于咸丰元年(1851),四卷,约八十种书画,唐宋元十余家,明代最富,虽无太多名迹,但抉择不滥,记述简要,考辨精当,不尚自矜。
陶梁《红豆树馆书画记》,成书于道光十六年(1836),八卷,分手卷、册页、立轴三类,体例仿《江村消夏录》,明清两代附录小传,清代作品收录较多。
孔广陶《岳雪楼书画录》,成书于咸丰十一年(1861),五卷,始自唐人写经,终至明代,有不少传世名迹,选录较精,体例仿《江村消夏录》。
方濬颐《梦园书画录》,成书于光绪元年(1875),二十四卷,卷一梁唐五代,卷二至四宋,卷五至七元,卷八至十五明,卷十六至二十四清,体例仿江村所录,多可徵信。
其他诸家如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画记》、蒋光煦《别下斋书画录》、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等,对自家藏品的著录亦有一定参考价值。
2.鉴赏家
清代还有不少虽少收藏、但精于鉴赏的大家,其著录书详记所见法书,颇有参考价值,著名的有顾复、吴升、缪曰藻、吴荣光、陆心源等人。
顾复,字来侯,自号方泾上农,明末遗民,善鉴赏书画。根据所见名迹著《平生壮观》,共十卷,法书五卷,绘画五卷。凡《大观录》、《墨缘汇观》、《石渠宝笈》所录名迹,大体为其所见。体例按时代编次,著录简要,每人后略加评论,辨别真伪,但少考证。此书成于康熙三十一年,有徐乾学序及自序,但刊行较晚。
吴升,字子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自少好古鼎彝法物,尤精于书画鉴赏,与孙承泽、梁清标等大鉴藏家交游,晚年鉴别可以不观款跋而知为某代某人。萃平生所见著《大观录》,成书于康熙五十一年,前有王换、宋犖、翁方纲序,至民国初方刊行。全书二十卷,书、画各十卷,按时代编次,每件作品详记质地、尺寸,法书并记行、字数和本文,评论颇有见地,所录亦多名迹。
吴其贞,安徽人,经营古玩器物,而颇具眼光,经常往来于江浙各地,与当时诸名鉴藏家过从。他撰有《书画记》一书,按所阅藏家顺序记录,注明作品名称、作者,内容丰富,不失为一部有参考价值的好资料。
缪曰藻(1682~1761),字文子,号南有居士,召陵(今河南郾城)人。康熙间进士,官至洗马。善鉴别书画,雍正十一年(1733)著《寓意编》四卷,前两卷记元以前作品,后两卷为明人之迹。体例略仿江村,无考订,当为随意笔记,前有自序,后有徐渭仁跋。
吴荣光(1773~1843),字伯荣,号荷屋,晚号石云山人,广东南海(今广东广州)人,官至湖广总督。工书画,精鉴别,著有《辛丑销夏记》,成书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共五卷,仿江村之例,按时代编次,所附跋语、考证,至为确当,题咏亦无泛词,《书画书录解题》评其“仿自江村而精审过之”,“可谓青出于蓝也”。
陆心源(1834~1894),字刚父,号存斋,浙江吴兴人,官至福建盐运使。富收藏,虽不以鉴赏出名,但手下门客多通才。光绪十七年(1891)著成《穰梨馆过眼录》,记录家藏和所见书画,以自藏为主。全书共四十卷,仿江村体例,以时代为序,虽多属钞录,很少考证,但所取颇精,赝品甚少。前有自序。
清代还有不少著录书,在鉴赏书法方面各有一得之见,可资采摘,如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李佐贤《书画鉴影》、李葆恂《海王村所见书画录》等。
在著录书方面也出现了汇编的丛辑,具有重要价值的丛书为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卞永誉(1645~1712),字令之,号仙客,隶籍汉军正蓝旗,官刑部侍郎。他采录前人著录书画诸书,汇而成编,康熙二十一年完成。《式古堂书画汇考》共六十卷,前有宋犖、钱曾序及自序,分书、画两考。各考先辑录书画理论,后按时代分人集录作品。先纲后目,先本文后题跋,先本卷后引据,大小字体并用,眉注圈识分明,条目比较清晰。虽所收间有疏略,考订亦有失误之处,但引文注明出处,鉴赏兼述考证,较之其他著录书不失谨严,且收罗弘博,体例完备,堪称集历代著录大成之巨著。其主要鉴赏印记有:“仙客”、“卞令之鉴定”、“卞令之氏”、“令之清玩”、“式古堂书画印”、“式古堂雅玩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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