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法的鉴藏与流传

    一、书法的款识与作者印记

    明代前期书法作品的款题形式仍沿袭元人习尚，一般书写款识比较简单，有些作两行，一行书写名目，另一行写本人名款“东吴夏录昹仲昭笔”、“仲昭”等格式。有的作品是赠友人之作，有上款(即所谓“双款”的格式)，一行书年月某人为某人作，少数书法家在作品的本幅上题诗题记，如赵原、徐贲、谢缙的作品中，颇为常见。也有的作品，本幅无款，只钤印记。

    明代中期，自沈周、文徵明等吴门画派兴起以后，文人书画蓬勃发展，他们继续发扬元代文人书画的习尚，诗文、书法、绘画三者密切结合的风气大开，作品的本幅上，除作者名款外，大多写诗文题记，文字或长或短，书画配合，部位谐调，相得益彰。当时吴门派各家，除仇英不善于书法，仅作“仇英”或“仇实父制”几个小字名款外，其他如沈周、文徵明、唐寅、陈淳等人的作品无论是轴、卷、册页莫不是诗、书、画三位一体。

    明代册页的款题格式，有的在本幅上每页书名款或题诗，而在最后一页书写年月款识或上款。有的本幅上不书款，只钤盖印记，末页书款。有的每开的对页都有诗题，形式多样。

    在印章的文字内容方面也比前代有新的发展。自明初开始，在文人书画家中，除姓名字号印章外，盖在书法作品上各种形式、各种文字内容的闲章逐渐增多，如王绂的“游戏翰墨”、姚绶的“紫霞碧月翁”鼎形印，文徵明的“停云馆”、唐寅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南京解元”等等。边景昭的闲章有“怡情动植”、“多识于草木鸟兽”，戴进的“竹雪书房”、石锐的“钱塘世家”等等。有些作者印章，镌刻上宫廷供奉的职衔或是其他文字内容，从印章可以了解作者的身份地位。如石锐的“锦衣镇抚”印，周全的“指挥使周全图书”，刘俊的“锦衣都指挥”、李在的“金门画使之章”、郑石的“清禁臣”等。镌刻有“日近清光”同样印文的印记，在周文靖、缪辅、黄济三个人的作品中，都曾钤盖过。同时，明代皇帝也经常“御赐”臣工图书印记。

    吴门书画家中，沈周、文徵明、陈淳、陆治等人，在使用印记的习惯和印文镌刻的笔画结体方面，情况比较复杂，而且有些钤印恐怕有真伪之分，比较难于辨认。如沈周所用的“启南”朱文方印，在他的作品中所见不止一方，同样文字，同样朱文刻法，只是笔画结构、上下部位之间，小有差别。究竟是其中有真伪问题，抑或是同时具有多方同样文字但刻法不同的印记，至今尚待研究。但一般认为是属于后一种情况。沈周另一方“石田”白文方印，同样也有这种差异。文徵明所用的“衡山”、“文徵明印”朱文方印，“停云馆”朱文圆印等印记，也是印文相同，刻法大同小异。因此，在鉴别以上各家作品时，对这些印记的特点需要注意辨析。

    二、书法作品的纸绢工具与装潢形式

    明代书法用的纸绢在元代基础上，出现了多种质料。如绫料和金戕的使用就是新的特色。当时绢本书法质地的区别，一般宫廷用绢质量较高，绢地细致。苏州轻工业事业发达，纸绢的生产加工精细，因之沈周、周臣、唐寅、仇英等人用绢，也多细质匀净。成化、弘治间，有一种绢，质地较粗，绢地稀薄，不易落墨，郭诩、张路等人经常使用。

    成化、弘治间，开始有用绫作书法，见于沈周的作品中。此时绫本书法尚不多见，天启、崇祯间，才开始广泛流行。

    明代书法用纸的种类比前代有所发展。一般人沿袭宋元习惯，多用半熟纸。中叶以后有云母牋，质地全熟，始见于制作折扇。沈周以后逐渐使用生纸。宣德时朱瞻基定制一种纸，称为“宣德牋”，质地洁白光腻，制作精细，用于书法，能充分表现笔墨的神采。一直到明末清初尚有人使用。

    用金牋作书画，起自明初，当时仅有一种洒金牋。成化间发展为块金，即大片洒金，大多用作折扇面，如吴宽、祝允明等人的作品，经常使用这种金牋扇。正德、嘉靖时，文徵明等人所书扇面，多为泥金牋。

    明代书幅的格式有新的发展。元以前书法的立轴形式尚不多见，明代早期已开始有书轴如沈度的楷书《盘谷序》、宋广的草书《风入松词》都是立轴形式。至明代中期以来，书轴逐渐增多。早期在书卷的前面，出现了一段空白纸，称为“引首”纸。由名家在上面题字，书写图名或有关该书法的文字。一般都是楷书或篆、隶书大字。最早的如永乐时书家程南云就经常为人在引首上题写篆书大字。明代书法立轴的上端，也加上了一段纸，称为“诗堂”。用以题写诗文或评论，也有的是空白纸，等待名人书写。册页的形式，单页有向上开的推蓬式，向右开的蝴蝶装，装裱成整本的册子也逐渐多起来。

    折扇是明代书法形式的一大特色。此时流行于宋元时期的纨扇已几乎绝迹，代之而起的是书画折扇。折扇，原称“折叠扇”，古代称为“聚头扇”，相传自宋代开始从朝鲜传到中国。大量使用折扇写字自明代中期成化前后开始兴起，此后日趋普及。李日华《紫桃轩画缀》卷四曾有记载，称折扇在北宋时已有关于“聚头扇”的记述，明永乐间仿效为之，万历、崇祯时流行广泛，团扇几于废除。至于用作书画，则始于成化。吴门书画家如吴宽、李应祯、沈周、文徵明等人常用折扇面写字作画。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渐形成风气，流行广远。现在存世明清以来书法折扇实物相当丰富，大部分都已把扇面脱离扇骨，裱成推蓬式单页，以便于保存和鉴赏。

    明代书法的装潢形式与装裱技艺，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书轴增多，手卷增加引首，册页有的用纸挖裱或厢裱成册，等等。立轴装裱形式有宽边、窄边之分，窄边是仿宣和装，明代典型的装裱形式是宽边，采用米黄色宽绫圈，上下天地用深蓝色花绫裱装，代表了明代装裱风格。

    装裱工艺最发达的是苏州，历来所称“苏裱”，闻名各地。明周嘉胄《装潢志》称：“装裱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苏松一带手工业丝织业发达，同时书画鉴藏之风兴盛，很多书画家、鉴藏家对书画的装潢非常考究。亲自指授工匠，提出方法和要求。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装裱能手，如汤翰、汤毓灵、强百川、庄希叔、汤时新等都是苏州地区一时名匠。汤、强二家，号称“国手”。庄希叔与汤翰、强二水齐名，一时称绝。最讲求书画装裱的是王世贞和顾元方。他们常以厚礼聘请名工在家中装裱，如《装潢志》中所说：“王弁州公，世具法眼，家多珍秘，深究装潢，延强氏为座上宾，赠贻甚厚，一时好事，靡然向风，知装潢之道是重矣。据此情况，可见当时装裱事业的发展概貌。

    三、公私收藏与鉴藏印记

    1．明内府收藏情况

    明代皇家内府收藏未见有著录书籍传世，因而在搜集，鉴别、管理等方面情况，缺乏文献可考。明代内府书画文物，主要是接收元文宗奎章阁所藏。当时法书数量相当丰富，精品极多。宣宗、宪宗、孝宗三朝，为明代书画事业发展的极盛时，内府收藏书画之富，其盛况不亚于宋代宣和与绍兴两朝。

    在庋藏鉴别与观赏方面，洪武时对古代书法名迹的保管就很重视，在鉴别真伪方面，永乐时有苏州人滕用亨，以善书征为待诏，供奉翰林中书，精于鉴赏。经常奉旨鉴定古书法，鉴别能力较高。

    明代内府用在书法中的印记，洪武时有内府管理书画的官印，即“典礼纪察司印”，常见于手卷中横钤在右下方边缘，大都是只霹“司印”二字或兼露“纪察”二字半印，(后即简称“司印”)其另一半印文，大概是钤在执掌库藏文物的账簿上。宣德时，有“广运之宝”、“武英殿宝”、“宣德秘玩”、“御府图书”、“雍熙世人”、“格物致知”等印玺。这些印记多见于本人所作的书上，其中“广运之宝”在宣德、成化、弘治三朝是通用的。弘治时有“御府图绘之记”。万历时有“万历之玺”印记。

    明代内府库藏的书画文物在管理保存的制度上，和前代相比，似乎是极不严格，当时内府书画珍玩统归太监管理。收藏情况，至今未见有目录传下来。中期以后，隆庆、万历之际，因国库空虚，有些书画竟用来作为发给官吏的薪金，即所谓“折俸”，致使大部分古书名画逐渐流散在外，充实了私家的收藏。明代私人鉴藏之富，历史空前。当时内府书画流散的另一渠道，恐怕和皇帝经常对贵族官僚奖赏颁赐有很大关联。

    2．私家收藏

    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私家收藏日益丰富，鉴赏水平随之提高，其中部分为贵族官吏，另一部分则是地方名流，明代宦官收藏书画，也为历朝收藏史上一大特色。

    重要事例有朱桐，明太祖第三子，封为晋王，国于太原。藏品上钤“晋府”及“晋国奎章”大方印。又明太祖开国功臣沐英后代沐磷，也富收藏，钤有“黔宁王”印记。

    嘉靖时，势焰最盛的权臣严嵩、严世蕃父子，持权纵欲，贪得无厌，好蓄古玩书画，为了获致珍贵文物，而不择手段。所藏书画数量之多约计三千余件，贮藏处所名钤山堂。嘉靖四十四年查抄家亏，全部籍没入官，文嘉奉令参与审阅编目，历时约三个月之久，并撰《钤山堂书画记》一书。

    私家收藏最富而鉴赏眼力最精的要以华夏、文徵明、项元汴、王世贞几家为当时东南之冠。

    华夏(15世纪)字中甫，江苏无锡人，著名鉴藏家，和文徵明、祝允明、都穆等著名书画家鉴藏家相交甚密。他世居东沙，斋名“真赏斋”，其中贮藏古物金石书画极富。凡经他鉴别收藏的书法名迹，多为精品，其鉴别能力之高，在当时有“江东巨眼”之称，可惜没有文字著录流传下来。当时著名书法家丰坊曾为之撰《真赏斋赋》，对华氏家藏古今名迹，有较全面的记述，是今天了解华中甫收藏情况的唯一文字材料。其中所记录的重要法书作品有钟繇《荐季直表》、王羲之《袁生帖》、颜真卿《刘中使帖》、《朱巨川告身》、黄庭坚《诸上座帖》等。多是晋唐以来流传有绪的名迹。

    华夏经常使用的印记有“真赏”、“华夏”、“真赏斋印”。

    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居士，又称墨林山人，别号有香岩居士、鸳鸯湖长、退密斋主人等，可分梢李(今浙江嘉兴)人，大鉴藏家。他的活动时代晚于文徵明、华夏，而与文彭、文嘉、陈道复、丰坊等同时。精于鉴赏。其收藏之富，鉴赏之精，在明朝一代私家收藏中堪称巨擘。他所贮藏金石书画的处所名“天籁阁”，因得古琴“天籁”而命名。所藏书法精品，常在幅左右下角，用《千字文》的一个字作为编号，例如传世著名的五代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卷，有“摩”字编号等等。项子京所用印记极多，凡经他收藏的法书，经常在法书的本幅前后和拖尾纸上，加盖他的多方印记，有时多至数十方，是历来在书法艺术品上钤盖收藏印记最多的一个。他钤印的格式没有一定规律，有时一方印前后重见多次。今天在古书法上凡有项子京藏印的，其真伪可靠性，一般是比较有保证的。但也不是绝对的。项子京的鉴定也有失误之处。如他收藏的所谓唐孙虔礼的《景福殿赋》，就是南宋的伪作。经常见到的项子京印记有“项元汴印”、“子京”、“墨林”、“梢李”、“天籁阁”、“寄傲”、“净因庵主”、“槁李项氏世家宝玩”、“项子京家珍藏”、“项墨林父秘笈之印”、“神品”、“密”、“子孙永保”、“神游心赏”、“子孙世昌”、“桃花源里人家”等等。项氏收藏虽富，但没有著录传世。传为项氏所著的《蕉窗九录》系伪托。

    迄今仅从传世实物上所见钤有项氏印记的书法作品，很多都是自唐宋元以至明中期吴门名家流传有绪的真迹名作，著名的有唐代的欧阳询《梦奠帖》、怀素《苦笋帖》、杜牧《张好好诗》帖、五代时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元赵孟頫早年行书《洛神赋》卷、明宋克《急就章》卷等等。其他见于各种著录但未流传下来的重要作品还很多，卷帙浩繁，不一一列举。

    吴门四家中的沈周、文徵明既是书画家，又是收藏家、鉴赏家。但都没有著录书籍传世。据汪珂玉《珊瑚网》著录，沈周是明代私人收藏家中时间最早的一个。

    文徵明、文彭、文嘉父子，既能书画刻印，鉴赏也极精博。他们都是梁溪华氏真赏斋中的座上常客，经常相互往来，观赏古书画珍品。文徵明贮藏书画文物的处所，室名停云馆，有“停云”“停云馆”印记和刻有《停云馆帖》行世。《停云馆帖》其中所收内容主要有文氏自己藏品和当时名家如李应祯、沈周、王鏊等人的收藏墨迹，取材丰富，摹刻亦精工。镌刻时间起始于嘉靖十六年，共十一卷。文氏死后，其子孙收辑文氏小楷《黄庭经》和行书《西苑诗》十首继续刻为末卷，即第十二卷。成为当时著名的一大丛帖。文彭、文嘉兄弟亦精于鉴别，项子京曾与之共同商讨，交换彼此对鉴定作品真赝的看法。

    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在嘉靖、万历时，也以书画鉴藏驰名东南。王世贞收藏书画文物的处所名尔雅楼。经他收藏的晋唐宋元明以来法书珍迹有三国魏钟繇《荐季直表》、东晋王献之《送裴将军诗》、宋范仲淹《道服赞》、苏轼《烟江叠嶂歌》和《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元赵孟頫草书《千字文》、《洛神赋》，其他如鲜于枢、俞和以及明代各家的手迹，很多都是历朝名贵珍品。

    王世懋(1536～1588)，字敬美，别号麟州，又号损斋，官至南京太常少卿，精研古文。书法晋唐。著作有《奉常集》、《澹圃画品》和《澹圃书品》行世。

    王世懋美家藏中最著名的书法有王献之《送梨帖》、欧阳询《千字文》、智永《真草千字文》以及元、明各家手迹。王世懋所用印记有“敬美”、“损斋道人”。

    韩世能(16世纪)，字存良，长洲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富收藏。张丑、茅维编的《南阳名画表》记载将近二百件作品，都是韩氏家中所藏。《清河书画舫》中，张丑著录其在韩存良家所见名迹很多。韩氏所用印记主要常见的有“韩世能印”、“宗伯学士之印”、“韩仲子氏”等。

    黄琳(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字美之，一字休伯。弘治间官锦衣卫指挥，与吴伟相识。家有富文堂，所收古玩书画在当时有“冠于东南”之称。黄琳所用印记有“黄琳美之”、“美之”等。

    张孝思(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字则之，号懒逸，丹徒(今江苏镇江)人。活动时代约为万历、崇祯年间。工书画，精鉴别，家有培风阁，收藏颇多精品。书法精品如杜牧书《张好好诗》；杨凝式书《神仙起居法》等。

    钱能，即钱素轩，宪宗时内侍，曾镇抚云南。后迁南京守备，喜收藏书画。所用有钱氏合缝鼎印、“素轩清玩珍宝”、“钱氏素轩书画之记”等印章。

    郭衢阶，蜀人，也是明代后期著名鉴藏家。藏品上所用印记有“郭衢阶鉴赏”、“亨父鉴定真迹”、“亨父”等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