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

    文彭(1498—1573)明著名書畫篆刻家。

    周亮工《印人傳》稱：“論印一道自國博開之，後人奉爲金科玉律。”可見他在文人流派篆刻藝術發展史的重要位置。

    明代篆刻藝術的發展，首先是建築於石質印材的廣泛使用基礎之上的。王冕曾在會稽九里山，以“花藥石”治印，但因地域較偏，未能形成風氣。據周亮工《印人傳》中說，文彭在南京任國子監時，偶過西虹橋，見一驢·石兩筐，一老人肩扛兩筐隨其後，文彭好奇，遂將四筐石買下，經過加工，便是燈光凍石。從此文彭便以石章刻印，或落墨之後，交何震鐫刻。“於是凍石之名，始見於世，艷傳四方矣。”這說明文彭在推廣石質印材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文彭的藝術生涯，從小受到父親文徵明及當時蘇南一帶書畫家的影響，因此詩、文、書、畫無一不精。他的篆刻藝術當然也首先獲益於文徵明。《蝸廬筆記》曾記曰：“待詔(文徵明)印章，雖不能法秦漢，然雅而不俗，淸而有神，得六朝陳隋之意，蒼茫古樸，略有不逮。”可見文徵明即便自己不會刻印，但篆印的可能性却是很大的。並且這種“雅而不俗、淸而有神”的風格對當時的印壇顯然已有了相當的刺激。關於文彭治印的情况，在萬曆初年的周應願所著《印說》中這樣寫道：“(文徵明)子博士彭，克紹箕裘，間篆印，興到或手鐫之，却多白文，惟‘壽承’朱文印是其親筆。不衫不履，自爾非常”。以顯著的位置記錄了文彭自篆自刻的情况，並以“不衫不履，自爾非常”高度槪括了文彭印章的文人寫意特徵。與文彭同時代的許令典曾這樣描寫文彭的風格：“吳有壽承，壽承拾沈宋、元，而背馳秦漢。深刺、利於象牙，俗士詡焉。”(見《甘氏印集叙》)可見文彭在使用凍石刻印前，印風偏重宋、元趣味，多以象牙篆印後交工匠鮑天成、李文甫完成。而使用凍石之後，才多刻白文印，始有偏重漢印趣味的傾向。由於文彭謝世於萬曆元年，其時由《顧氏集古印譜》掀起的仿漢熱潮尙未興盛，也就是說仿漢熱並沒有對文彭產生重大的影響，所以文彭的主要印風應該是偏向宋、元情趣的。文彭傳世印作甚少，除在其書畫上鈐打的款印較爲可靠外，贋品甚多，不足爲憑。保留於明代《學山堂印譜》、《承淸館印譜》中的文彭印作，雖有待確定眞僞，但其印風的表現却大致可以從中窺到。

    朱文“文壽承氏”、“文彭之印”、“壽承氏”爲文彭常用印。這三方堂用印完全印證了許令典的評論，“拾沈宋、元，而背馳秦漢”。承襲了自元以來文人書畫家的一般風氣。饒有意味的是元以來一般文人朱文作“元朱文”，而白文則喜仿漢，這在文徵明父子前是屢見不鮮的，而文彭的“壽承氏”白文印也作元朱文狀，其中不難窺及文彭早期的審美傾向。

    “七十二峰深處”，牙印，邊款“文彭”二字，因是抗戰時出士，所以判斷其爲明時物，當然是否確實是文彭所刻，仍是疑案。此印出士時四周已經剝蝕，線條挺潔，空地作平底。有些專家認爲它可能是文彭篆印後交工匠李文甫之流鐫刻而成的。

    “天外賓”和“愛酒不愧天”兩方白文印，選自萬曆末年太倉張灝所編輯的《承淸館印譜》，二印均爲石印，並標明文彭所作。這兩方印，字形作漢印文字，而章法格局及印的長方外形均非漢味。從刀法上分析，雙刀法嫻熟，似十分得心應手。其中“愛酒不愧天”一方在佈局上較之“天外賓”要活潑一些。此外“天外賓”一印的章法形式在當時頗爲流行，它盡量减弱橫線條的作用，而突出誇張竪線條的作用，具有強烈的縱勢。這種印章如果導源於文彭的話，那麼從萬曆時代曾風靡這類印的現象中，則可以看到當時的摹擬風氣之盛，客觀上反映了當時印壇的形式主義傾向。

    文彭由於沒有編過印譜，原作眞僞難定，所以在今天確認文彭的藝術風格，具有一定的難度。另外他生活於明仿漢熱潮尙未掀起的時代，所以不論是刀法、篆法、章法，均只是初期草創階段的水平，不當以萬曆年間的高水平苛求之。文彭對於文人篆刻藝術的貢獻，還表現在首開流派之先。當時受到他影響的印人有王穀祥、許初，以及他的學生何震等。因此實際上早在萬曆初年掀起的仿漢印熱潮之前，一個由文彭爲首的文人篆刻藝術流派已經崛起。由於文彭爲開山，所以後人稱爲“三橋派”。盡管他的篆刻實踐並不是明代的高峰階段，但却被後世奉爲“金科玉律”，原因正在於他有開創之功。

    明萬曆後掀起了仿漢熱潮，文彭作爲開山而影響印人的一元時代發生了變化，多元、多流派的局面取而代之。但是“三橋派”仍是萬曆時的一大流派。璩元璵、陳居一、李長蘅、徐仲和、歸文休等均爲此派健將。但我們從這些三吳名士的印作中可以看到，他們的技法、風格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日趨成熟。這說明時代的影響是不可抗拒的。